金宇轩边说着，边用手擦了擦眼睛。
“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躲着我，像避瘟神一样远离我，就连和我早已谈婚论嫁的那个女人再不露面了。要知道，我是革委会副主任的时候，她几乎天天都在我家里，一口一个爸呀妈呀，小嗓门真好听，让我妈觉得眼看就可以抱孙子了。我的初恋，我的婚姻，就这样被政治的无情，女人的无情给毁掉了。能怪她吗？有人告诉她，金宇轩这回不坐几年牢，黄浦江的水就会倒流！还是只有我的老父亲理解我。他拖着那条残腿，硬是从扬浦走到我们厂里，足足二十公里啊，一条残腿，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他找到新来的党委书记。说来也巧，这位书记正是当年指挥我父亲在解放初国民党大轰炸上海时，抢救工厂设备的领导，也就是那次抢救中，我父亲的腿被炸断的。书记对我父亲说：我了解过了，小金是红卫兵，是造反派，是四人帮上海余党看中的培养对象。但是，他没有血债，没有参加上海几次大的打砸抢，更没有制造冤假错案，我们会按政策处理的。父亲听完，残腿好腿一起跪下说：都怪我没教育好孩子，我总对他说，要听党的话，听的话，听领导的话，谁知道，这孩子听的那么死心眼，听的好坏分不清了——”
金宇轩流着泪又吞下一口酒，眼睛里充满红红的血丝。
“党委书记找我谈话，他说，小金啊，你虽然很年轻，已经是个老革命啦。他说的老革命别有讽刺味道。他还说，你是老红卫兵了？我说：是的。他说：红卫兵袖章红红的宽宽的，带着有好看有神气，是吗？我说：是的，，周总理都带过的。他说：和周总理可是没有带过造反派的袖章啊！带过，张春桥带过，王洪文带过，你也觉得很光彩吗？他的这几句话让我哑口无言。但是，也使我想起了我的那只红卫兵袖章，至今我还珍藏在箱子底。你们都应该记得我们四个人一起带上红卫兵袖章的情景！那天晚上，我象捧着珍宝一样把袖章给母亲看，我说：妈，我参加红卫兵了，光荣！母亲对我说：孩子，你还小啊！父亲在一旁不停的抽烟，摇晃着过早花白的头对我说：儿子，你才多大，世道乱哄哄的，你能看懂吗？我理直气壮的回答：你当年做童工的时候，不也只有十三岁吗？许多红小鬼跟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还没我大。父亲不再说话了。母亲从柜里拿出针线，一针一针把袖章上的红卫兵三个字钩上一道金黄的丝线。记得吗？我们就是带着这只袖章每天沉浸在大字报，声明，勒令，抄家，，批斗牛鬼蛇神的海洋里。我们爬上全上海最高的楼顶，把满怀的传单一把一把撒下去，看着纷纷扬扬的传单飘撒在街道上，人群里，自豪和骄傲啊，觉得和当年英勇的地下党没有区别了。我们举着红旗，高唱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歌曲，跋涉漫漫征途，徒步走进北京。我们看到巨大的横幅标语上写着：欢迎请来的红卫兵小将！我们的眼泪禁不住扑簌簌的落了下来，滴在脚上磨破的绿色胶鞋上——在广场，我们一起见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满面红光，也带着和我们胳膊上一样的袖章，他身边的周总理也带着一样的袖章，耳边轰鸣着一百万红卫兵暴风骤雨，惊天动地的欢呼声，还有激动的，战栗的，不知所措的哭泣声——唉，那个时候谁敢不相信，这不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甚至比老一代所经历的革命战争还要伟大十倍，百倍！难道秋收起义，井冈山，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几亿人参加吗？哪有过一场震撼每个角落，每个家庭，每颗灵魂的革命？”
“一年后，我又重新做回我的锅炉工，每月工资四十元，每晚夜班补助两角五分加一顿饭。我成了厂里最臭的人，也成了厂里最安静的人。实际上，这也是我人生中的大幸。这几年，我除了烧好锅炉外，有了更平静的心独自想想自己的经历，有更多的时间阅读书籍，以一双在黑暗中的眼睛去观察今天发生的事情，从中寻找我未来的道路。我不想象父亲那样烧一辈子锅炉，我还年轻，仅仅而立之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有个著名的《炉边谈话》，我也要创造一个《炉边沉思》，所不同的是，他在总统官邸的冬日壁炉旁，而我是在落满灰尘与煤渣的供热炉边。我最终的思考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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