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坐得离朴凡很近很近，一肘之间。
母亲家的餐桌是一张圆圆的不大的桌子。母亲刚搬进这套公寓时，原先是一张长方形的，宽大的西式大餐桌。母亲立即要求换掉。她说：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长桌子！这是外国人用的。外国人真怪，走路身体挤得那么近，又搂又抱，吃饭又坐得那么远。中国人吃饭就要坐得近点，亲热一点，那才像一家人。”
当时，孝顺的朴素立即把西式餐桌换掉，让人专门打制一张现在用的圆桌——那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家都用的，现在已经花钱也买不到了。
母亲总在私下里向余阿姨唠叨：年轻时，她就喜欢看丈夫吃饭，不管是吃糠还是吃野菜，丈夫吃得香的那个样子，让她心里高兴。现在，看两个儿子，还有孙子孙女在她面前吃饭，是她这一生留下的最大的满足和享受。
每当那种时候，母亲自己吃得总是很少很少，几乎不动筷子。她说，我对这个世界什么都看够了，什么都不留恋了，唯独对看儿子在自己面前狼吞虎咽的吃饭，是永远看不够的。尽管两个儿子在外面人的眼里和嘴里，都是很有“门面”，很有“地位”，很“了不起”的，但对她来说，只要看到他们俩人在自己面前依然像个小孩子那样香甜地吃饭，还有种那东寻西找，总嫌不够的神情——多么可爱和真实，这是外面人根本无看到的，她的两个孩子人生中最令人心醉的一刻。她相信，不管她这两个有权有钱的儿子，在外面吃得是山珍海味，还是龙肝凤髓，都不会比她这里的饭菜更可口。普天下，只有母亲家里的饭菜最香。她有时常常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老得早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和“死老头子”在一起。但是，又觉得很害怕和担心——她担心和害怕的是，一旦她走了，她就再也不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吃饭的模样——朴素与朴凡的年纪再大，只要看见他俩在自己面前吃饭，她就会找回两个儿子孩子时代，青年时代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神一情。于是，她每年里最大的盼望是两个日子：冬至和六月十九日，分别是她大儿子和小儿子的生日——这一天，她的两个儿子不管有天大的理由，都必须回到她的面前吃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母亲的心思，只有余阿姨最懂。所以，余阿姨只要有机会见到朴素和朴凡，就会不停地唠叨：“有空常回家陪你妈妈吃顿饭，就是扒两口也好的，吃一顿，少一顿了，家里的饭才能吃出家里人的味——”
吃完生日排骨面，朴凡告别母亲后，就开车回到了公司。
他一进办公室，立即叫财务总监徐慧取五万元现金。他不知道朴素今晚在北京除了李兵外，还会请了哪些朋友一起吃生日宴席。他不想让朴素或者李兵掏钱。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在什么场合，大把大把地花钱，总是一件引人注目的，蕴藏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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