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麦斯先生，谈话什么时候开始的权力，在你的手里，但是，谈话什么结束的权力，却在我的手里。我告诉你，我们的谈话结束了。你可以去做你的事：取消我的绿卡——”
说着，朴凡转身走向门口，在打开门的一刹那间，他回过头来。这次他没有向着戈麦斯，而是朝着墙上的玻璃大声喊道：
“先生们，记住，今后希望能找一个经过麦卡锡时代的人和我谈话，那样，也智一点，会融洽一些——”
朴凡相信，藏在玻璃后面观察的那些人，都能听到自己的话。
在朴凡脚刚要跨出门的时候，背后传来戈麦斯几乎是哀求的声音：
“保罗先生，我们能不能再谈谈，能不能”
朴凡没有理会，头也不回的走出了那间办公室。
离开纽约联邦调查局的大楼后，朴凡径直开车来到了普西金饭店，比约定与沃伦斯基见面的早了一个多小时。都是那个该死的疯狂的戈麦斯——如果和蔼的，心平气和的谈话，怎么会只用了二十分钟。
想想刚才的谈话，让朴凡觉得忿然不平的同时，也勾起了思乡思国的情绪，一种积压了好几年的情绪突然在内心激烈的翻滚起来，想要畅快的喧泄一下。所以，这才把车前座小箱打开，找出了那盘叫《红太阳》的录音带——整整在中国大陆销售了四百万盘的录音带。记得是去年，朴素托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人带来的。六七年了，第一次在美国听到这些记忆中的久远的熟悉的音乐和歌曲，那天，车上有四个人，就是因为这盘录音带，谁也不愿意下车离开，一起在车上反反复复听了四个小时，其中有两个人泪流满面——
在普西金饭店门口，朴凡就这样躺在车里听《红太阳》，他听《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他听《洪湖水浪打浪》，他听《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他听《社会主义好》，他听《红太阳照边疆》——当然，最过瘾的还是那首《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这是他今天谈话后最好的，最需要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喧泄情绪，抚慰心灵刺激的方式。
其实，在美国的中国人，无论何种生活方式，都有着难言的可怜悲哀之处。
沃伦斯基很准时的来到了普西金饭店——他一向很准时，在与人约会见面时，他是以分以秒来论是迟到还是按时。这个波兰裔美国老人，走路时简直就是迈着军人的步伐。
记得还是一年前，老板瑞契把沃伦斯基介绍朴凡时，朴凡一下子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六十岁的、来之于东欧移民的老头。沃伦斯基身材高大又魁悟宽阔，一顶如银狐毛发般又白又亮的头发，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充满善意和蔼和神情。当时，朴凡心里还使劲琢磨：怎么会是这个名字：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沃伦斯基？这个名字是俄国名字啊！和列夫·托尔泰笔下《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那个沃伦斯基怎么一模一样。真不知道，是托尔斯泰无意中创作灵感与现实生活的巧合，还是沃伦斯基的父亲觉得自己的儿子，应该像大文豪书中那个倜傥的俄罗斯军官一样，而起了这个名字？不过，后来瑞契告诉朴凡，沃伦斯基家族在波兰是个绵延了十几代的世袭贵族，他的姓氏在波兰相当有声望。
朴凡记得，他第一次与沃伦斯基见面也是在这家普西金饭店里。普西金饭店在曼哈顿的中城，是最具有俄罗斯特色的餐馆。那天，沃伦斯基带着朴凡走进餐馆时，餐馆里所有的人——从拉门的，带位的，到领班和经理都大声的用俄语一齐热情的对他表示欢迎。看的出来，沃伦斯基是这家“普西金饭店”的常客，沃伦斯基从进门就微笑着开始用手指点女服务员的人数，九个！他掏出九张二十美元票面的钱，交给领班——作为先付的小费，按人头每人二十美元。而那天他和朴凡用餐才不过用了三十四美元。
用餐时，沃伦斯基闪着灰色的眼睛故作神秘的告诉朴凡：
“这里的每一个女服务员都是来之俄罗斯的大学生，她们会背诵大量的普希金优美的诗句，会唱根据普西金诗改编的歌剧和歌曲。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点听诗歌朗诵和音乐。你不知道，给女服务员的小费是每人五十美金，俄罗斯黑社会的手掌——”
沃伦斯基把掌门人故意说成手掌，有点俄罗斯北极熊熊掌的味道。
“伊万科夫给女服务员的小费每次都是每人一百美金，他吃的仅仅是一盘俄罗斯蔬菜浓汤和两片夹着鲑鱼粉的面包，而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年轻的服务员为他朗诵普西金的诗《致十二月革命党人》，每次他都会听的泪流满面，他上个月前就是从这里用餐后，出门遭到伏击的，呀的腹部中了三颗AK47步枪子弹，送医院途中五小时后死的，但他在醒来的五小时里，发出了三十四个口头追杀令——”
朴凡也在电视中看到这位俄罗斯在美国最大黑社会首领伊万科夫的葬礼。那是纽约最寒冷一个上午，清凉灿烂的阳光里，六个穿着黑色蛇纹皮夹克，戴着黑墨镜，挂着金项链，面容凌厉的人，走在前面，上千穿着皮衣的人默默的跟着，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大棒娇艳欲滴的红玫瑰。这长队形成一个冰凉的巨大的黑色漩涡，这个漩涡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女人。漩涡的中心是一口深棕色的棺木，伊万科夫永久的沉睡着——没有交谈，没有悼词，没有眼泪，只有最后的冰冷的致敬之吻。?c=860010-0319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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