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不识时务，写的诗都是真话真情。真实，那时也是一种罪行。他寄出多少诗稿，退回来多少；怎样寄出，怎样退回。由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他把诗稿送到一个老诗人手里，老诗人一口气读完，仰天长叹：“多少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诗了，听听‘这只鹅/沙哑的嗓子唱着优雅的歌/戴着通红的帽子/以为是上帝的使者/不要上当啊/我的祖国/……’写得真好！可是——”
可是？可是什么？老诗人脸上那个比流泪更伤心的苦笑，便储存着全部答案。
在残酷的精神重压下，他疲倦了，路的尽头又没有阳光，步履艰难，徘徊百里，乞求生活，乞求诗能给他以温柔的爱抚和阳刚的伟力。记不清是谁说的，软弱能孵育三只秃尾巴的鸟——诅咒、绝望和忧愁。现在这三只凶恶丑陋的鸟儿死死地围绕着他的心灵盘旋，幸灾乐祸地对他唱道：
“你是一只渺小的甲虫，微不足道，你的力量有限，思想无力，世界不属于诗人！唱颂歌，闭上眼睛唱，塞上耳朵唱，你会成为最有名望的红诗人，否则，死亡等待你……”
听着这支恶毒的歌，文达的心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屈辱的泪水在眼眶闪耀着，他爬在桌案上失声哭了，他哭：诗死了，死了……
诗是民族的声音，是人民的歌喉，诗没有死，诗永远不会死！诗，只是在痛苦地昏睡！
广场的壮举唤醒了诗，给诗注入了最新鲜最有生命力的血液。文达忍着失去总理的巨大悲痛凑了一首诗，写在一张白纸上，卷成小圆筒塞进棉袄袖里，从太平路赶到广场，涌进了花的海洋，泪的海洋。他遇到另一对年轻诗人夫妇。
“你这诗刊的大编辑，怎么不去小靳庄编诗，到这儿来干什么？”
“别说笑话，你带诗来了吗？”
“写不出诗了，脑子好象冻僵了，随总理一起走了。”
正说着，小纸卷从文达的袖中露了出来，被对方一下子抽出来，立刻高声朗读，几百人围上来大声称赞，有人要拿去张贴。文达忙阻拦：“这是我自己写的悼念总理的，不想贴。”
他的心里真的有点害怕。
他的话立即招来一些粗俗的骂声和尖刻的指责。一位年长的老工人举起手激动地甩了半天，最后一跺脚，点着文达的鼻子，声泪俱下骂到：
“你，还是个人吗？总理白养活了你哟……”
好疼啊！文达感到这话象鞭子一样抽着自己的心，心出血了。他双手捧着诗移交给老工人：
“拿去，这不是胆小鬼写的诗。”
于是，他就有了和所有参加四五悼念参加者的共同命运：审查、批判、逮捕。一张写检查的白纸放在文达的面前。
“不写！”
他想道：“白纸不是写检查，应该写诗。”于是，他又写诗了，写完诗后还大声朗读：
“党把我从苦海中打捞上来/给我挎上绣花书包/给我穿上军装/不是让我来写检查/啊，一切都明白了/它们是真正的匪徒/大旗，被他们剪成裙人/既能唬人，又能耍人头魔术/它们的枪口，在黄继光的背后/它们的酒杯，是人民的头颅/它们的‘革命’，连希特勒也要佩服/……”
“轻点，神经病！”临时调来看管他的小青年瞪他一眼。
一年后，文达才看清，的四五运动，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他，一个军队诗人，开始真正思索巨大的社会现实了。?c=860010-0319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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