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劳动后，文达着捧饭碗蹲在向日葵下吃饭，微风拂掠而过，几缕金黄的向日葵花瓣悠悠忽忽地飘落在他的饭碗里，他抬起头，惊讶地专致入神的眼光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向日葵，灵感象闪电一般击中他的心，难以名状的激动突然爆发出，他想写，要写向日葵。炎热的阳光里，他伏在老槐树下，整整一个中午，只写了三个字和一个破折号“向日葵——”他沮丧极了。他刚开始真正懂得，心中的感情变成纸上的诗句，其间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正如葡萄到葡萄酒的路途一样的漫长。
一九六七年十月，为了烧高上山下乡运动的温度，宣传队纷纷制作炭火——编排节目。在欢送学生去内蒙古插队的联欢会上，文达朗读了他写的送行诗，受到热烈的欢迎。一阵阵掌声、欢呼声把他推到极度兴奋与激动顶巅，许多将要离家远行的学生冲上来拥抱住他，含着泪向他致谢，在他胸前挂满像章。
“此生写诗！”那天后，他立下了誓言。
诗人的桂冠不是路旁的草帽，难道是谁都可以戴的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叫什么来着？对！“蚂蚁缘槐夸大国，蜉蝣撼树谈何易”，哼！小小苍蝇！人们戳着文达的大脑袋壳说：“文达，你有文人的摸样吗？想写诗，你见过诗人长的是什么样儿的吗？”
讥讽，象烈焰燎灼着他的脸庞，象冰霜凝固他的血液，连他自己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用肮脏的手亵渎了诗的神灵。他常常象是干着最见不得人的事，东躲西藏，下半夜写，在被窝里写，甚至反锁厕所的门，装作拉屎，蹲在那里写。第一首诗发表了：《信天游唱给听》，捧着刊物，望着第一次用铅字排出来的名字，泪水涌出眼眶——幸福的泪水。之后，由于环境的逼迫，加上爱情上的挫折，更使他写诗的意志猛烈而不可遏止地加剧。他不洗澡，不看电影，不打扑克，不下棋，不聊天，不谈心，只写诗——把一切时间融化在诗里。
在那个年代，这种行为会招来什么？可想而知。斥责与嘲弄已经使他的神经麻木了。领导上看问题有纲有线，毫不含糊点出要害：名利思想，个人主义，白专道路，动机不纯！
一次，文达看书实在太劳累了，走路时晕倒在地，磕破了额头，头上全是血，迷迷糊糊站起来时，指导员正好走过来瞧见了。指点着他说：“文达啊，文达，你要是用这种精神读著作，我马上让你入党，让你当积极分子。哼，想当诗人，甭说你当不上，当上诗人也得批斗，你瞧瞧，诗人有几个是好的？”
此时此刻的文达，难受的竟不知所措，呆呆地望着这位“党代表”，半天才擦掉血迹，扭头就走，边走边嘀咕：“我就是要当诗人，还要当中国第一流诗人，你等着瞧！”
他的大脑袋高高昂起，象一只好斗的白鹅。
不久，人们便看到，文达，这个名字象显影药水中的相片，慢慢地，越来越多地挂在诗行前面。当然，这些诗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稚嫩的，连结成集子时，文达也没有收进去，但在当时，无疑是巨大的成功，是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脚印。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间，是文达思想上最痛苦的三年。痛苦是成熟的标志。而成熟就必须坠落，婴儿如此，苹果、桃李如此，思想也如此。那年头，廉价的欢呼诗，骗人的应景诗，肉麻的吹捧诗，虚假的抒情诗，充塞着每一页公开发行的诗稿，诗被神话了，离开大地腾空于雾霭云霞之中，出没于仙山琼阁，不食人间烟火，头带光环，织云铺锦，奉命去遮盖满目创伤的社会，去堵住人民悲愤呻吟的嘴巴。真正的诗人哪里去了？在塞北的劳改农村，在新疆的戈壁滩上，在团泊湖的农田里，在秦城监狱的牢房里，在山西的荒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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