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后，朴凡做了两件事：一是让相熟的作家朋友把文达接到安徽合肥去过元宵节；二是向程书记递交了一封信和一包资料。信，是他的辞职信，资料，是他写的一篇有关文达的报告文学。他希望程书记能从这篇报告文学中真正了解诗人，更希望去发表，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达。
朴凡认为程书记一定会考虑自己的辞职请求，因为那天书记的态度，己经让自己感觉到他内心的愤怒。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所有的工作象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细微的变化和异样。第三天下午，程书记把朴凡叫到办公室对他说：
“把这份内参送办公厅。”
朴凡一看，就是《文汇报》社关于他和文达去看望巴金的内参，上面什么批示也没有，只画了圈，表示己阅过。
“辞职信拿回去。”程书记边说边将辞职信递还给朴凡。“那篇报告文学就留在我这里，写的不错，很有文采，但不能拿回去发表，不过，也没有人敢发表，至少，现在不会。和你一样胆大包天的人还真不多。”
结果完全出乎朴凡的预料和设想。
后面便是程书记认为胆大包天的朴凡所写的那篇很有文才，但是，没人敢发表报告文学。
程书记是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来阅读的。阅读后，他的确心里产生一种想俯下身来与诗人亲近的感觉。他甚至用了半个小时想：如果自己是个诗人，那么在“将军，你不能那样做！”与“诗人，你不能那样写！”的两者必选其一之间，自己到底会选择什么呢？是凭着勇气选择前者，还是怀揣理智选择后者？
其实，程道义是怀着一自我嘲讽的心情，玩弄着掂量着这个问题。答案，在他的心里是非常坚定，非常明确：如果在四十年前，他肯定会选择前者，而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他必定选择后者，这是一点疑问也不会有的。四十年间，死在亡在自己写下的批评别人的文字里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啊！——
几年后，朴凡才认识到：程书记是对的。自己真的是胆大包天！没人敢发表这篇报告文学，也没有必要发表。经过多年的政治磨练，他自己也觉得，诗是好诗，但诗人是鲁莽的。在当代的中国，诗人太懂政治，离政治太近，绝不会是个好诗人，可诗人不懂政治，离政治太远，也同样不会成为一个好诗人。诗人能够生存的地带是非常非常狭窄的。
同样是几年后，程道义因为主持编撰四野战史的工作，专门让朴凡去向文达笔下的“模特儿”——那位将军约写指挥两广大围歼白崇禧的文章。在将军的病床前，将军还向朴凡提起了那首诗和诗人文达，并且，仰天长叹：我真想见一见这个年轻胆大的后生啊！——
文达在哪里？从那个寒冷的冬天与文达分手后，朴凡再也没见到过文达，再也没有文达的任何消息！他的生活怎样？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还和以前一样，还是变了呢？变得“好”了，还是变得“坏”了？是象过去一样刚性率直坦诚，还是堕落成无聊无知无耻的文人？——朴凡一无所知，对文达的记忆永远定格在那个冬天的岁月里。在朴凡的心目中，至少在那个冬季之前，文达，也许不是一个被组织上认可的好党员，也许是一个被上级认定的不听话的军人，但一定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诗人，是一个敢于用良心讲话的诗人。不过，从那个冬天以后，朴凡自己也不读诗了。他越来越觉得，在中国，诗己经死亡了，诗人“灵魂”也死亡了。这个社会己经不再需要诗了，当然也就不再需要诗人了。钱可以买到诗，就可以买到诗人，就可以买到诗人的思想，就可以买到诗人的情感，就可以买到诗人的灵魂，诗句就像人民币的数字一样可以制造出来。
同时，几年后，朴凡也知道了那句，“诗人，你不能那样写”，是他最尊重的邓小平亲笔批示的，是程书记后来亲口告诉他的。朴凡始终不解这句话，他反反复复的思量：“诗人，你不能那样写！”——到底是伟人愤怒的斥责，还是委婉的劝阻，亦或是意味深长的告诫，更亦或是难言的，无法表达的赞许——总之，绝不会是让人以此来发动一场大批判运动的那么简单理解。
伟人的话里一定还蕴藏着许多的话！?c=860010-0319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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