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朴，你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靠自信，你知道我自信什么吗？我自信，今天，毕竟不是昨天！我从来没有这样自信过。当然，也靠朋友，靠同志，我的生活费，好多都是朋友同志悄悄塞给我的，甚至还有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是谁塞的，我也不知道。这不，从北京专程来和你一起过个避难年了吗？我知道，你会收留我的。我三年里没有停止写诗，写了几百首诗啊！诗人不写诗，诗人就是死人。我和诗谈心，向诗倾感情，日日夜夜，只要和诗在一起，我就不会感到寂寞，我继续制造诗，也让诗继续制造我。”
文达向朴凡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
北京文艺界的元旦晚会，放映一个电影。文达硬是被朋友裹挟来了。电影尚未开演，老诗人艾青一眼就看见了他，忙起来招呼：“文达，坐到我这儿来。”坐在艾青身旁，文达抽出烟递给老诗人，艾青用手掌一挡：“不，今天抽我的。”文达接过烟，刚要滑动火柴，艾青又用手一挡：“来，今天我给你点烟……”大庭广众之下，所有到场的人都默默的注视着这两代诗人，都流露出欣喜的目光。诗人的心中的灵犀是何等的敏锐玲珑啊！文达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电影看不进去了，回到小屋里，摔倒在那堆检查纸片上嚎啕大哭，三年里最畅快无比的大哭了一场。
两人长话一夜——
第二天，大年三十之夜。文达吞吞吐吐的向朴凡透露了一个藏在心里很久的心愿：这次来上海，是非常想去看看老作家巴金！但他知道，此时，以他的目前的身份和处境，让朴凡去联系这件事，的确是给朴凡出了个难题，但他又实在无法按捺这个愿望。
大年初一，朴凡陪着程书记例行公事般的参加团拜，以及看望春节里第一线坚持生产辛苦工作的工人和干部，如蜻蜓点水般的一上午跑了五个单位。整整一上午里，朴凡心里一直在思考着文达的愿望。下午，他鼓足勇气给巴金家里打个电话。他想试一试，努力一下，尽管也觉得很唐突不礼貌，必竟是新年伊始，就去打扰老人。让朴凡没想到的是，巴金老人知道电话内容后，亲自接听了电话，并且，马上就在电话里回答朴凡：“请他明天上午就来！”
巴金老人用的“请”字。
第二天上午，朴凡陪着文达去了座落在上海湖南路上的巴金的家中。巴金老人早己静静在等候着。小屋里非常暖和，巴金让文达坐在靠他很近，巴金宁静和霭的目光，就象看着自己从远方归来的孩子一样亲切慈祥。
朴凡坐在一旁，静静的听着他们的谈话。他很奇怪，巴金老人与文达的谈话之中，连一句也没有说到那首为文达带来几乎是灭顶风波的诗，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提到。这让他非常纳闷。
辞别了巴金老人，在回来的路上，文达非常高兴。他感慨万分对朴凡说：
“巴金的话，我这辈子不会忘记的，他说的多好哇，多好哇！在巴金面前，我看到自己是多么幼稚啊，我今后必须不能多用嘴，而应多用笔。巴金对我说，作家的一切要靠作品，人民是很尊重作家的，作家自己要尊重自己。文学事业是集体的劳动，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是一个人跟着一个人……上海，真是个神奇的地方，不管好人坏人，不管男人女人，来了都不会白来。”
年初二这一天，是他们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文达三年来最快乐的一天。
但是，使朴凡始料不及的事也在年初二这天发生了。他陪文达去看望巴金的事，引起了一场他与程书记之间的巨大风波，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最真切最直接的感受到：在中国，政治与文学之间隔着多么险峻的高山，多么宽阔的河流，多少年来有多少人，在山上摔死，在河中淹没。?c=860010-0319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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