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之后，我一夜都在等待什么事件的发生，以便印证我认为乔治?华盛顿大桥可能被雷电击毁的荒唐忧虑；但整个周末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就是把发生的事情颠过来倒过去察看数遍我也发现不了任何可以使人过于紧张和焦虑的东西。没过几天，我必须开车到奥尔巴尼去一趟，虽说天气晴朗无风，可我对第一次遭受的打击记忆太深了，所以我紧々地靠着河的东岸向北一直走到特罗伊，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可以安然驶过的旧式小桥。这不但意味着需要绕道多走二十五到三十公里，而且也显得太丢人，竟被摸不着、看不见的障碍挡住了去路。我顺原道从奥尔巴尼返回，第二天一早就去找家庭医生，我对他说我害怕大桥。
他哈々一笑。“你，和所有人一样，”他轻蔑地说，“最好是控制住自己。”
“但我母亲害怕飞机，”我说，“而且大哥害怕电梯。”
“你母亲已经年过七旬，”他说，“并且是我所知道的最了不起的妇女之一。这里我不考虑她的问题，你所需要的是再稍微大胆一些。”
他要说的就是这些！所以我请他介绍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他不认为精神分析学属于医学，就对我说这只会浪费时间和钱财，但出于帮助病人的义务，他还是向我提供了一个神经病医生的姓名和住址；那位神经病医生告诉我，我对大桥的恐惧是一种内隐型忧虑症的表面显露，因此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折检查。我既无时间，又无钱力，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对医生掌握病人的方法缺乏信心！于是，我说还是让我自己想办法对服过去吧。
痛苦显然有真有假，我的痛苦可能是骗局；但这怎能说服一个神志清醒，体格健全的人？我的青年和童年时代既有灾难深重的岁月，也有喜笑颜开的日子，难道是某种往事的潜移默化作用造成了我对高度的恐惧？让生活受制于隐患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决定采取家庭医生的劝告，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没过几天，我必须到艾德威尔德机场去，这次，我既没有坐公共汽车，也没有坐出租汽车，而是自己开了一辆车。我在特里博拉夫大桥上差点昏过去，一到机场就去买了一杯咖啡，但我的手还在颤抖，把咖啡撒到了柜台上。我旁边那人觉得好笑，说我准是足々地消遣了一夜。可我怎能告诉他，我老早就睡了觉而且没有喝酒只是因为害怕大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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