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要倒台的前二年，晚上，收了工吃了饭，我到大队去办一个事情，那阵儿的大队，还占着“地主”的院子，地主的北屋当开会的屋子，西屋当合作医疗室，东屋当大队的财会室和书记大队长的办公室，而东屋又分里外屋，书记办公室在里屋，我刚走进外屋，就听见了他那不同凡响的声音，他对人正慷慨激昂的阐述着一个道理：“对于地主富农子女，只能利用不能重用！”我听到他说出的这句话，两只脚像灌了铅一样，往前再也迈不动了，愣了片刻退了出来，我心里好难受好难受，在人家眼里，我不是人，跟一把铁锨；一把镐头；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样，只是个干活儿的工具。
……
后来***倒台了，可他并没下台，他当领导这个时期，正是由极左向正确路线转化时期，他对上面下来合乎他口味的，亦步亦趋，紧跟不舍，对不合乎他口味的极尽抵制之能事，上边下来了，上大学当工人的指标，男的得给他送礼，女的他不要礼……
只要对他有利，什么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在他手下都能过得去。
一九七四年，有个老家是唐山在北京铁路局某单位上班的干部想把家属及两个孩子户口弄进京，通过一个曾在这个村支左的当兵的找到他，自然是给他送了礼，他满口应允，把三口子户口落在这个村，他召开七个队长开了会，问哪个队愿意接收，凭白无故生产队又多了三口人，跟生产队的人争那有数的口粮，没有一个愿意接收的，七个队长低头不语，麻书记心里着急，这时七个队长中有一位瞎队长看出了书记心中的端倪，他说：“都不愿意要我们要，”原来这个瞎队长啊，就是我们队那个瞎子，文化大革命中他跟麻书记弄得非常莫逆，你支持我，我支持你，你给我以桃，我报之以李，这次看麻书记下不了台，就自告奋勇把这档子谁也不想接的事接了下来。
生产队不但要接收他们的户口要负责他们三口子吃的粮食，还要负责给他们找个地方盖房，瞎子为讨好麻书记，把这个任务也接了下来，瞎子不顾别人的感受，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多会儿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哪！他没安好心，他家虽也有空“房宅基地”他不会把唐山人安排到他们家的空房宅基地去盖房，而安排到了我们家。
我们家的东院是个空场院，单干时是场院，入了社，年年种几棵玉米，有四丈多宽，本来是预备我们哥俩娶妻生子后，分家另过，我哥哥盖房用的，此时他安排给了唐山这一家子，理由是土地是国家的。
唐山一家子在那儿盖了房后，那块地挨着我们这个院子还有一丈多宽，原来我们这个院子走门是正门，因哥哥在前院盖了房，走门的地方盖房给占了，我们只能走偏门，而偏门要从哥哥盖的房“东山花”走，又因为哥哥拆了东屋后，我们和唐山人的院子中间没了界线，一家不一家两不两家，一是为了走道儿，二是为了两家之间有个界线，我必须把那一丈多宽的地圈过来。
在我挖沟垒墙的时候，唐山人死活不让我垒这个墙，他为什么不让我垒这个墙呢？在她原来脑海的印迹中，这一丈多宽的地方早已经是她的了，也许是瞎子许诺了她，也许是麻书记早已许诺了她。
我在我家的地上垒墙，他阻止不了我，他搬来了大队长，大队长阻止我，阻止我的理由是土地是国家的。
我跟大队长说：“土地是国家的！甭说土地，连我这个人都是国家的！可是国家在历史上曾付与过我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力，如果国家现在征用这块土地，比如说，修铁路修公路修军事基地，甭说这块地，把我房子拆了，让我搬家，我会毫无怨言，可是国家现在没有征用这块土地，那么我就还有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力，大队（地方政权）把宽十一米的土地划给了她（唐山人），可她现在已经占用了十二米，大队并没有阻止她，我更没能力干预她，她多占的土地咱就甭说了，但是她占完了的地方是不是还是由我来行使使用权呢，我在我家的土地上垒墙她干预我何来？你们干预我何来？你们不让我占这块地的目的就是不让我占而让她占，难道我占这块地，土地就是国家的，她占这块地，土地就不是国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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