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习惯于把战争分作正义和非正义两种，说起来很明快，其实事情要比这种划分复杂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是非分明的战争比较好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分起来就有一点麻烦了。如果分不清就说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数古战场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踪影。
战争双方，如果没有逾越人类公理的底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谋的竞赛、人格的对垒，成为永久的话由、写作的题材。《三国演义》里的马蹄硝烟，苏东坡如此悠悠缅怀，罗贯中如此娓娓道来，只因为那已是审美意义上的征战。
滑铁卢的战事之所以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不同，是因为双方都没有逾越人类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胜败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们投注的是人格视线，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因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与胜败相反。
审美心理曲线是一条长长的抛物线，以值得关注的奇异强势作为起点。人们关注拿破仑由来已久，尤其是他从放逐的小岛上直奔巴黎抢回皇位的传奇，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声声惊叹。滑铁卢只是那个漂亮行程的一个终点。可怜威灵顿，虽然胜利，却只有点而没有线。谁有那么好的视力去关注一个孤零零的点呢，因此难怪比利时的小学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胜利高坡，来怀念他的手下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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