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成王”和
“并事康王”。不过,由于楚国在这时尚
“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⑤(《左传昭公十二年》)势力弱小,经济文化落后,在周王朝和中原各诸侯国的眼里,地位还很低。
《国语晋语》⑥载:
“昔成王盟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成王在岐阳大会诸侯,楚虽然参加了,但只是做些与盟会诸侯有关的服务性的事情,自己的名字并没有写在盟约书上去,没有直接参加盟会的议事。
可见楚国被视之为蛮夷身份,诸侯对其不足以重视。对于蛮夷这样一个身份楚人似乎并不以为然,经过几世的发展,熊绎五传而至熊渠,熊渠之世,当西周晚期周夷王之时,楚人的根据地江汉地区,出现了
“甚得江汉间民和”的局面,这是因为楚国建国后,采取了比较民智的民族政策。
楚国是一个民族关系相当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建国后对其它周围的民族和国家,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多方的争取,特别是在对待蛮夷方面,为了和蛮夷取得广泛的联系,楚甚至以蛮夷自居,《史记楚世家》⑦:
“熊渠生子三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闲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即使灭人之国,任复立其后人,以存其国,因而达到了
“蛮夷皆率服”。从这些方面表明楚人在南方拓土开疆,称王位,已发展到可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地步,熊渠称自己是
“蛮夷”,同时也是表明这是他所统治的地区已经不是昔日周天子封给的子爵之地。
当然此时的楚国依然对周王朝有几分畏惧,
“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单楚子的称王毕竟是西周晚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所谓
“蠢尔荆蛮,大邦为雠,征伐猃狁,蛮荆来畏”,4《诗经小雅转载请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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