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一曲震撼古今的生死恋歌——论白居易《长恨歌》的悲剧美
一
《长恨歌》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感伤叙事诗。它是一篇以历史上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诗作通过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悲剧的描写，既批判了统治集团因腐朽荒淫而招致祸乱的事实，又对李杨生离死别的恋情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歌颂了他们之间坚贞的爱情。全诗重在表现李杨爱情的悲剧性冲突，在诗的后三分之二部分，诗人以他卓绝的艺术才华和独特的审美视角，把唐明皇与杨贵妃人鬼之间的“生”“死”恋情写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表现了强烈的悲剧美，给人以荡气回肠的震撼力量，赢得了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之一掬同情之泪，让千百年来的历代文人墨客从中吸取了大量的艺术之精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长恨歌》写的是发生在皇宫内苑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这特定的环境与特殊的人物，就无疑决定了这种爱情的特殊性质及其方式。他们一个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和所谓的“五十年太平天子”的风流皇帝，一个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绝代佳人。他们一见钟情，是自然而然的。于是他们就“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于是就“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于是就：“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些迷恋爱情的描写，不但表明了李杨爱情的特殊方式，同时也显示出了他们在爱的旋涡中狂热和痴迷的程度。
也正因为这是帝妃的爱情，所以必然要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皇帝是体现封建统治权力的最高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政治发生影响，这就使他的私生活也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帝妃的结合，就不只是两性的结合，后妃的废立也常常伴随着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兴替成败。因此《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也就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一方面大胆地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由于终日沉湎骄奢淫逸以至荒废国事，宠信奸臣而把天下弄得大乱的事实表示不满和痛恨；一方面却对他们之间的爱情和爱情上不幸的遭遇抱着同情的态度。然而从诗的总体看来作者还是重在歌颂他们之间的坚贞的爱情的，白居易是主张实行既为君又为民的“仁政”的。实行“仁政”的君主，就应该“重德”而不“重色”，因为“重色”就不免荒淫，荒淫就不可能实行“仁政”。他在任左拾遗的时候，曾上书要求拣放宫人；在“七德舞”中，歌颂了李世民“怨女三千放出宫”的措施；在“八骏马”中，反对周穆王迷恋歌舞宴乐，尖锐地指出那是“一人荒乐万人愁”；在“骊宫高”中，则歌颂不到骊山游幸的皇帝，理由是“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在“上阳人”中，则揭露了李隆基“密采艳色”的荒淫，是和人民的利益直接冲突的。加之白居易本身就是一个同情人民疾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进步的政治思想、有着杰出政治才能的作者。他主张遏制统治者的私欲，倡议减裁冗员，节省开支，要求减免人民的赋税，他的总原则是统治者应该“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他诗歌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以反映民间疾苦表达人民情感为职责为己任的。他认为“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旧唐书?白居易传》）他的美学思想的纲领，就是“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为始终关心人民疾苦，痛恨统治阶级搜刮民财、荒淫奢侈、穷兵黩武等现象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就绝不会视皇帝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荒淫误国的事实而不顾。他就必然地会作出积极的反映，并给予有力的讽刺和批判。所以，诗歌在开篇到前面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对唐明皇沉迷酒色、荒废朝政作了有力的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在杨玉环入选前，李隆基求“倾国之色”，已有“多年”，“后宫佳丽三千人”，就是他多年求来的；但因都不是“倾国”“之色”，而造成“御宇多年求不得”。直到“杨家有女初长成”，而“一朝选在君王侧”。于是他们就开始“芙蓉帐暖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朝”，放下国事不管，沉醉“缓歌曼舞”之中，一任杨家“姊妹兄弟”恃宠弄权，很快杨家兄妹地位炙手可热，权势倾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举国上下，动乱时机已酿成。也就在这时野心勃勃的胡人安禄山又得到了极大的信任和重用，竟至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觊觎中原，终于“渔阳鼙鼓动地来”叛乱发生。作者至此要告诫人们的是李隆基的荒淫生活酿成了“安史之乱”，造成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安史之乱”又埋葬了李隆基的荒淫生活，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悲剧的主人公，这也正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这也正是诗人的讽刺，诗人的态度，诗人的批判和诗人的告诫！
二
《长恨歌》一方面对唐明皇“重色”误国，导致叛乱的悲剧根源予以无情地揭露，另一方面诗人却也大大的丰富和美化了这个题材，并且在诗中表现了能唤起人们同情的悲剧性的冲突，这个冲突从总的方面说，包括着原因和结果两个方面，对形成这个悲剧的原因，白居易给予了深刻的批评，而对悲剧的结果，他却抱着深深同情的态度。全诗前三分之一部分是长恨的因，诗的后三分之二部分，作者则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李杨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
马嵬之难，消香埋玉，诗中的李杨爱情，便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了，首先，杨贵妃之死，使这爱情已失去了物质的内容，它只表现李杨之间的刻骨相思，其次由于李杨都已退出了政治舞台，这就使他们的人仙之恋不再对政治发生影响，也不再以挥霍和浪费为其标志，于是这种爱情就变得于人无害了，也只有在这时作者以及人们才可能由于对他们的同情进而为他们的执着相爱而深深感动。所以，马嵬之难，既是李杨爱情的毁灭，又是李杨爱情的新生。也正是这毁灭，才有了这一新生。所以我要说，杨贵妃马嵬坡一死还真死出了“永生”。那么随着李杨爱情的社会内容及其效果的变化诗人的态度也随之而变化，所以长诗的后半部分，讽刺和批判的曲笔就全部让给赞美和讴歌了。过去学术界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帝王和妃子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他们的关系就是玩弄。持这种看法，自然排除了李杨之间存在爱情的可能，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依据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的一段话：“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里，首先恩格斯只是说了王公贵族乃至骑士的“结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结婚”与爱情则又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恩格斯只是说统治阶级成员的婚姻是与政治及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而没有说这一阶级的成员根本就不存在产生爱情的可能性。
其次，恩格斯在指出统治阶级的婚姻是“政治的行为”的同时，也并不排除可能发生的一些“浪漫事迹”。他说：“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的确，这种“浪漫事迹”，在中国的封建帝王中是曾经有过的。例如汉高祖刘邦对戚夫人就十分钟情；汉武帝对死去的李夫人也百般思念；而顺治皇帝为董鄂妃之死痛不欲生的传说就更多了，甚至有人说他还因此而出家了。光绪皇帝与珍妃的关系也可称得上是一种爱情，这在戏剧和电影中都曾有所表现，并为观众所熟知。
第三，帝妃之间这种“浪漫事迹”只所以会出现，恩格斯曾把古代性爱产生的条件概括为：“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志趣”并分析了这种性爱产生的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从一夫一妻制内部发展起来的，比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与焦仲卿，《荆钗记》中的王十朋与钱瑞莲，他们之间的爱情，就都是在婚后生活中培植起来的。第二种是与一夫一妻制平行发展起来的，由于男女双方彼此倾慕，一见钟情，经过公开或秘密的交往，由爱悦而私自结合，《西厢记》和《牡丹亭》所反映的就是这种爱情。第三种是违反一夫一妻制而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指作为一夫一妻制的补充的卖淫与通奸，这种事情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产生强烈的爱情，唐人传奇中的《李娃传》、《霍小玉传》戏曲舞台上的谢天香、花魁女、天堂春等，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作为一种“浪漫事迹”出现的帝妃之间的性爱，也是违反一夫一妻制而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无边的权力和任意占有女色的欲望，使封建帝王的婚姻变成最大限度的“杂婚”，因此在帝妃中间产生真正爱情的就极为少见。而它一旦出现，也就更加引人注目。李隆基与杨玉环的风流韵事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并博得文人们的青睐，就与这“少见”的传奇色彩有很大关系。
恩格斯所说的古代性爱产生需要的条件，李杨之间都是具备的。杨玉环的“回眸一笑”能使“六宫粉黛无颜色”，这首先符合了第一个条件；杨玉环不仅是“天生丽质”，而且还是一个具有高深艺术造诣的舞蹈大师，她的艺术音乐才华在宫庭里是仅次于李隆基的，她创作并演出的霓裳羽衣舞，使精于鉴赏的李隆基也为之如醉如痴。不是吗？“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才子佳人、郎才女貌、情投意合，再加上杨玉环对爱情追求是那么热烈，对李隆基的感情是那样的深厚，这就难怪李隆基对她那么倾倒了。“亲密的交往”就更不必说了，“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于是一代帝王与绝世佳人之间的爱情也就自然形成了。
三
《长恨歌》这首长篇叙事诗，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且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正如美学史上亚理士多德的著名的悲剧理论所言：“悲剧是描写比现实中更美好的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观众的悲悯和畏惧，并从积极方面给人以‘净化作用’。”（王朝闻《美学概论》）。在《长恨歌》里白居易借助了李杨爱情这个历史悲剧的情势，借历史人物的名字，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爱情的毁灭充满同情或怜悯之心。这些也正是造成悲剧审美效果不可缺乏的情感因素。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帝妃之间根本没有产生爱情的可能，那么这里所描写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也可看作是诗人笔下塑造的爱情悲剧。所以，不庸置言，李杨的爱情应当属于悲剧，明皇杨妃在这首诗里作者是让他们作为悲剧人物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悲剧，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内容，是指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还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冲突的结局是具有先进理想的历史人物遭受精神的压抑和痛苦，直至牺牲他的生命。
在李杨爱情中，美的毁灭，是真和善的爱情，不是伪和恶的感情。在这里作者是把爱情上升成为一种人与人的普通性爱的感情来加以歌颂的，是普通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尽管爱情之前冠以帝妃之名，但它已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和改造了的。白居易借历史人物的名字表达他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歌颂，对于伪恶战乱环境和腐败政治造成对美的事物的破坏，是深恶痛绝的，在这种情况下，悲剧中的人物名字，是属于诗人的。别林斯基说得好：“悲剧的任何一个人并不属于历史，而是属于诗人，哪怕他取了历史人物的姓名，歌德说的这几句话是异常正确的：‘对诗人说来，没有一个历史的人物；他想描绘自己的道德世界，为了这个目的赞扬某些人物，把他的名字给予自己的创作’”。诚然，历史上的杨贵妃，不是一个悲剧的形象，而是一个牺牲品的形象，她是帝王的玩物，侍从和奴仆，又是帝王的牺牲品。但到了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她便成了一个美的悲剧形象，她和唐明皇的爱情，也成了美的爱情的艺术典型。这位唐明皇，同历史上那个唐明皇，虽有脱胎的关系，但在诗人的笔下，已经只剩下驱壳，而没有历史必然性的内容了。无怪诗人要把杨玉环曾为寿王之妃，明皇先赐她为女道士，道号太真，然后入宫的这一段真事隐去呢？这就可以看出诗人所欲达到的目的不是旨在揭露明皇的隐私，而是在于通过这两个典型形象，尤其是通过杨妃这个封建社会的悲剧形象，向人们昭示一种普通人具有的真挚的愿望和感情。诗人用诗赋予他们以悲剧美的物质，他们成了封建社会悲剧的两位主人公，他们所表现的真挚情感道德世界，是诗人的道德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为真正美的爱情而悲呼的唐明皇和杨贵妃，具有某种程度的反封建意义，他们都是爱情悲剧形象，具有悲剧美的气质。他们的爱情经诗人的改造，已产生了震憾人心的美和油然而生的怜悯感。他们的爱情情节，已具有美学上所谓崇高的性质了，他们的形象是表现美的形象，如果表现为善和真的形象的毁灭，便成为悲剧美。因此我认为《长恨歌》就是一曲震撼人心的生死恋歌。
四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马嵬坡的生离死别香消玉陨，使李杨的爱情真正成为一场悲剧，他们之间的思恋，也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生死恋”。“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李杨人鬼之间的生死恋情的序幕一经拉开，诗人的感情也一发而不可遏。此时，作者采用我国传统诗歌的写作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统一起来，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于是玄宗在逃往西南的路上，满目是“黄尘散漫风萧索”，“旌旗无光日色薄”。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种透过美景来写哀情的方法，使感情更深了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心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走，玉颜不见，“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事处”，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是“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天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玄宗看到了杨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狐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痛苦。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直到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就更勾起对往日两情相依的思念，自然是黯然神伤。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忆，回宫后的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读后使人回肠荡气，潸然泪下。作为一代帝王的李隆基，拥有着三宫六院，“佳丽”万千，他却不思而顾，一心地苦苦思念着天人之隔，生离死别的情人，这就从侧面烘托出了他们之间感情的真挚和深厚。也为后边写明皇“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等一系列思念之情和遍觅杨妃的行动作了伏笔和铺垫，打下了感情的基础。
五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爱的苦恋折磨着主人公，他一年四季，白天黑夜地受煎熬，想在梦中见一面也没能得到，太凄太苦。诗文至此，如果诗人给我们展现的只是“生”者对于“死”者的笃诚专一的苦恋的话；那么，最后的三分之一处，则是写“死”者对于“生”者的刻骨相思，也就是“死生恋”。如果说前面一直是现实主义的再现的话，那么后面将出现的就是浪漫主义的虚幻。诗人要竭尽全力去讴歌这种“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专一爱情，倘若就此罢休，这似乎不是这个“深于诗，多于情”，热心于爱情题材的诗人所能作得到的。于是，诗人就大胆地采用杨妃死后的美丽传说，造出了一个神话世界，写出了感天地，泣鬼神的“人仙”之间的生死恋，把李杨爱情的悲剧推向了高潮。
诗人这种把李杨爱情的历史事实作为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来描写，使李杨这种对于真挚的爱情的追求具有了普遍意义，为读者构造了一个虚实相间的奇妙境界。
这种坚贞的爱情是感人至深的，它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于是人们“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道士尽心尽力，“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天上，地下，“两处茫茫皆不见”，最后“忽闻海上有仙山”。于是诗人便以其高度的浪漫主义手法，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给我们创造出一个美丽的神话世界：海上的仙山，烟云缥渺，姿态美妙的仙人，壮丽的金阙玉扃，华美灿烂的珠帘银屏，呈现于眼前。终于找到了那个被苦苦寻觅的人，“风吹仙袂飘摇举，犹似霓裳羽衣曲”。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形象啊！诗人笔致轻灵飘逸，把神仙境界写得半真半幻，恍惚如梦。诗人是一个擅长写实的人，体现在诗中的浪漫主义描写中的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在神奇的想象下仍不失细节的真实，这又给人一种强烈的实感。杨贵妃见到李隆基使者时犹豫的心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天子也如自己一样在思念着我吗？他真的派来了使者“揽衣推枕起徘徊”的动作以及出来时的肖像“云鬓半偏新睡觉”、“梨花一枝春带雨”，乃至她的表情语言“含情凝睇谢君王”真是维妙维肖，情态逼真，无一处不是虚构，又无一处不真实，它是艺术的真实，是合乎人情的逻辑的真实，感情的真实！只有这样的真实才使后面的誓言不至于凌空无依，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悲剧的气氛，更加渲染了悲剧的氛围。
杨玉环“宛转蛾眉马前死”没变成马嵬坡下的一抔黄土，而变成了瀛海蓬山上的一位仙子，她还是那样温柔那样“含情凝睇”。而且她还宽容地原谅了李隆基，依然割不断与李隆基的不尽相思，“玉容寂寞泪阑干”，当她真正了解了对方如自己一样日思夜念苦苦期盼时，为了寄托对情人的思念，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贞情怀，她在无准备的情况下，“唯将旧物表深情”，“但教心似金钿坚”，两情若是长相思，“天上人间会相见”，已昭示得淋漓尽致。爱情的力量无坚不摧，爱情的神力无处不达，有了两人这种共同的期盼，有了两人这种共同的思念，哪管它今后蓬莱宫中漫长寂寞的岁月，只要彼此永远恪守七夕长生殿中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种生死相恋的爱的力量一定会熔化一切，最终是“天上人间会相见”。
诗人用他绝妙的笔为我们塑造了两个追求纯真爱情的典型：一个因为爱情而丧失了权势还要爱的痴情的皇帝；一个因为爱情丢掉了性命依然要爱的薄命妃子。他们是古代美学史上两个熠熠发光的悲剧形象，他们形象的光辉丝毫不逊色于焦仲卿与刘兰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最后作者用神话的曲笔，幻化出来的这无望的希望，也许正是作者给自己、给读者的一种安慰，也许正是作者给千百万执着追求忠贞爱情的人们的一点慰藉，这“慰藉”正是作者对于李杨爱情悲剧寄予的最大同情和高度的赞美，《长恨歌》是诗人溶铸着血和泪的一曲震撼古今的生死恋歌。
美极必生恨，恨长美永生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中“美”与“恨”之关系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时期的伟大诗人，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与元稹齐名并称“元白”。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口号，在“新乐府”运动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作风格“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流利明快、意脉贯通” ，其诗歌以“浅切”见长，相传老妪能解。
以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为分界，白居易的诗文前期表现出极高的参政热情和“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写有讽喻诗《秦中吟》等，思想倾向鲜明，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作出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后期深感官场险恶，转而独善而远祸，受佛道影响较大，关注一己自我，乐天安命，在率意自在中流露性情，追求闲适和超然物外的淡泊宁静，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舒放。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价白居易的诗词：“称心而出，随笔而写”、“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 说的就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两首著名的长篇叙事抒情诗。
《长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岁任周至县尉时所作。一天，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出游，谈到李杨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如何？”于是白居易赋诗、陈鸿作传，歌传本为一体，都以李杨的爱情故事为题材，而最终结局又是悲剧，“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故曰《长恨》。
一、 “美”与“恨”的悖论之争
《长恨歌》虽历时千载，但依然脍炙人口。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就自夸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此增价”，而“一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读者的心声。然而，《长恨歌》之“长恨”究竟为何？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观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派：
（一）爱情主题说
不可否认，在唐代《长恨歌》之所以受大众喜爱，与其对李杨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缠绵悱恻的描写是分不开的。他们的爱情“犹如一曲生死之恋”，“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述” 。可以说，这部作品对李杨事迹的剪裁，模糊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皇帝与妃子的关系，将其描绘成天上人间生死相随的恋人。这样的爱情不仅契合唐人浪漫的审美心态，是当时民众所渴望的经典爱情，宣扬真正的爱情，而且饱含了对李杨的同情，揭示了其爱情悲剧结局的必然性。白居易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非讽喻诗 ，也表明了他对这首长诗的宗旨定位。他是在“借兴亡之事，说儿女之情”。
（二）讽喻主题说
唐代诗人喜欢拿李杨二人的故事作为讽喻的对象。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描写李杨二人糜浮的生活以及当时百姓水深火热的处境：“东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句，深刻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与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预示着安史之乱的必然发生。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认为，《长恨歌》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把历史经验教训用动人的诗歌形式表现出来，激起中唐历经安史之乱后人心思恋大唐盛世的文化情绪，告诫后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应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也说“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
（三）双重主题说
诗的前半部分字字珠玑，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汉皇重色思倾国”起至“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姐妹兄弟皆列土”、“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极明显，视为长恨之因；后半部分又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李杨的生死别离和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由批判转为对他们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然而在歌颂与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唐明皇的重色轻国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诗的客观效果则是同情远远超越了讽刺，读者往往被其“风情”所吸引，而忘却了“戒鉴”。
（四）其它观点
以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传疑》）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长恨歌》记录了一件“世所不闻”的“隐事”，即兵变中杨贵妃用偷梁换柱之计易服潜逃，然后出家为尼。但此说多属想象与臆测，缺乏文献支持，被认为是对《长恨歌》的歪解，影响力不大。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长恨歌》是假借李杨的故事，表达对自己不幸爱情的感伤。他们考证，白居易年轻时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湘灵，历经磨难最终悲剧收场。因此认为《长恨歌》中的李杨是白居易根据自己的遭遇改造而成的意象，表达的是自己与湘灵长相思的绵绵之恨，也表达对不得已的现实无可奈何的隐痛。
无论哪种观点，都建立在一定考证与分析的基础上，孰优孰劣实在无法妄下断言。从审美角度来讲，这些观点都对作品之“美”作了不同角度的阐述，“把诗歌意象作为一种心物交感互渗的审美产物这一观点是较普遍认可的”。 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长恨歌》是围绕着“恨”与“美”的意象展开的叙事与抒情长诗，因此有其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皎然《诗式》卷首云：“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说明诗歌是诗人心智活动的产物。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诗人作诗，首先是主观情感的宣泄，讽喻也好，感伤也罢，皆出于心。用白居易自己的话来说“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与元九书》）。
二、“美”的事物隐喻“恨”的滋生
《长恨歌》之所以出类拔萃地脱颖而出，广泛地流传开来，并且名垂青史，我认为从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对“美”的解构与精心的重组，而这些恰恰又符合了世界公认的悲剧定义 。
（一）“美”的追求——“恨”的铺垫
生命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的最高最自由的生存方式，它关系到生命存在如何可能，对审美活动之谜的解开将有助于解释生命活动本身的意义和走向。
诗歌一开始，就有“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的字句，不管所指是否有“好色误国”的隐喻，恰恰体现了唐明皇对“美”的追求的本能。如果唐明皇不是皇帝而是平民，我们很轻易就能理解其“爱美之心”，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理解唐明皇作为皇帝的本能需求呢？难道皇帝非得正襟危坐、远离红尘才算明君吗？贯穿全文来看白居易对唐明皇的性格塑造，已排斥了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头上加的半神理想化的光圈，而使之成为一种更人性化的理想，一种包含了城市居民愿望的、与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的人情味十足的皇帝形象。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才完成了对其更立体化、更趋完美的形象塑造。“因为唐玄宗所代表的，乃是一个给大唐黎庶带来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和平安定生活的生平殷富之世，……唐人对玄宗的深切同情，蕴含着他们自己理想中的盛极一时的开天盛世的如梦依恋” 。唐明皇的这种人性的形象浓缩表现在开篇两句表现其对“美”执著追求的诗句里——美是理想的、终极的，它鼓励我们不断追求，审美理想中凝聚着人类的至善和完满 。
无需对这种众人都心照不宣的追求多加修饰，“美”马上就出现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关于这句话，史学家认为不符合历史。赵与时《宾退录》卷九中言：“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未详矣，殊不为君讳。然太真本寿王妃，白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何耶？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新唐书?杨贵妃传》中也有记载：“杨氏，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妃。……”白居易之所以不记载杨贵妃原为寿王妃的历史丑闻，兴许是想排除“美”中的丑恶因素，“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 ，让“美”的出现显得超凡脱俗，更能引发读者对杨贵妃产生怜爱之心。因此单从这一句我们都不难看出，《长恨歌》绝非单纯的讽喻诗，白居易将其列入“感伤诗”就能理解了。况且杨贵妃在出场之前如同影子一样存在的描写手法，具有深不可测的“深闺性”，并且“这一深闺性越强，魅力就越大” ，为悲剧的发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这些对于“美”的追求，不仅是“恨”的背景，还在无意中播撒“恨”的种子，以“美”作为肥料，“恨”渐渐滋长了……
（二）“美”的实现——“恨”的叠起
从“回眸一笑百媚生”到“今日君王看不足”，白居易用了大量笔墨着力描绘杨的美貌与李杨二人形影不离的爱情生活。杨贵妃进宫后不仅自己“新承恩泽”，“三千宠爱在一身”，使得“从此君王不早朝”，而且“姐妹弟兄皆列土”，使得“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观念传遍长安的每个角落，且深入人心。《长恨歌传》中也说：“故当时歌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儿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其人心羡慕如此。”这些都是从各个角度衬托杨贵妃之美。作者从杨贵妃倾城的美貌写到李杨二人共赏的良辰美景，语句华美浓丽中又不失流畅平易，用诗歌的音韵美勾勒出这段人间爱情的意境之美好，却也为下文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大概应验了作者自己所赋的诗句：“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太过完美的事情，往往有最大的疏漏。
然而这样的“好物”却不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上阳白发人》中的“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明显刻画的是一个善妒的杨贵妃的形象，其他还有曹邺《梅妃传》和杜甫《丽人行》中杨贵妃与梅妃勾心斗角为争宠的故事，这些都与《长恨歌》中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形象不符。中国古代就有把妒视作丑行之一的说法，辛弃疾《摸鱼儿》“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礼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不仅在中国，“妒”在其他文化中也都作为“美”的对立面而存在。世界上最早的长篇《源氏物语》尤其将妒女置于最丑陋、最下等的“品”。 然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却与这些丑陋行径无缘，以优雅动人的《霓裳羽衣》舞展现其惊世之美，颇有儒家经典诗乐舞统一的审美情趣。
白居易有意识地对历史事实进行筛选、剪裁与改造，剔除不利于表现李杨爱情的情节，选取最能表现爱情真挚感人的情节，淡化客观做出适当的艺术处理，使历史上具有严重争议的李杨爱情有了合理性和令人同情、歌颂的基础。可见此诗情在理先，“美”在声先，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杨贵妃的“美妇”形象越是完美，给“恨”的生长提供了越多的有利条件，终于“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恨”在“美”的极致中爆发了，而“美”也随之支离破碎。
三、毁灭的美丽、永恒的情恨
历史上的安史之乱，或许可以认为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长恨歌》的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受儒家思想观的影响，白居易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阐释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将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对封建男子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和文学轨迹造成了冲击。
（一）“美”的毁灭——“恨”的顶峰
白居易没有渲染“六军不发”的群情激奋，没有挥毫安史之乱的战争场面，也没有数落杨贵妃“红颜误国”的罪行，而是对作为政治替罪羊的杨贵妃的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这些可以从白居易写杨贵妃之死用侧面描写的方法中看出：“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维护了杨贵妃的形象美与尊严美。杨贵妃的死变得宛如鲜花飘零，自然朴实地褪去了往日的风采，留下美丽的余韵，流芳百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毁灭”使意境达到了“美”的极致。
对于杨贵妃的死，唐明皇是无可奈何的。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不禁令人遗憾。作为帝王，唯有忍痛割爱、“安抚三军”，与其说此诗是在讽谏君王勿好色误国，不如说是暴露了封建统治的弊端——所有的重担都由帝王一人挑起，抹煞了君王的人伦性。一世英雄却救不了自己心爱的女子，安坐王位、呼风唤雨却无法挽回从身边逝去的幸福和美好，必须忍受“死别之恨”，这种哀痛有多少寻常百姓可以承受，的确堪称“恨”的顶峰。
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转入融情于景的阶段。入川途中的黄埃、云栈、峨嵋、旌旗、日暮等残景烘托出唐明皇苦涩的心情；蜀江的绿、蜀山的青映照出唐明皇的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更是加重了唐明皇肝肠寸断的伤心之情。“叙事状物求实而又不拘泥于实，在流丽的描绘中寓有情味” 。的确，在前篇描写两人爱情生活的场景后续写唐明皇形单影只的孤寂，景物同，心情却迥然相异，让人不禁慨叹“物是人非”的变迁之迅疾。
“美”已在现实变故中付之一炬，留下的是无尽的追忆与痛苦，这与叔本华对悲剧的定义同出一辙。 “人总是为满足于现实而指向超越和理想，总在九死不悔地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这就形成了悲剧审美的动人魅力。”
（二）“美”的怀念——“恨”的延续
然而只有“毁灭”还只是肤浅的痛，“痛定思痛”，“恨”的延续将“美”与“恨”在滔滔历史长河里达到完美的统一。
《长恨歌》通过方士寻觅杨贵妃的经过及二人的相思誓言所表现的天地人世灵界都不能阻隔的爱情，传达了时代的文化气息，富有崇高的审美情味。“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于现实人世，遂更延长优美” 。杨贵妃将钿合金钗交给唐明皇的这一情节描述，不仅带有神话性，让故事到达人间灵界相通的意境，而且通过这一信物寄予深情，恳求“天上人间会相见”，来应验当初的誓言。由此看出，“恨”并非“恨”诺言无法兑现，而是“恨”这一深情无法在生前表达完全，“美”消逝得太过迅速。“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是在怀念“美”之余延续的“恨”的最好写照，此时越是孤寂、哀伤，越体现出怀念之切。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预示着爱情的永恒超越轮回的斗转，这与前文提及的“从现实指向理想与超越”所指相类。的确，此绵绵之恨突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甚至超越了伤感与哀思，成为“天长地久”的相思，实在可谓感天动地的意外结局。这结局既是“恨”的无穷延续，也是对“美”赞美的开端。
既然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如《陌上桑》中秦罗敷那样以聪敏智慧战胜凌辱的民间美女，那就让她摇身一变，成为蓬莱仙女，一来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二来增强了诗的审美情趣，使之在“恨”的延续中脱离陈腐的审美观念，得到升华。
长久以来，国人对女性的赞美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束缚，被禁欲说教所抑制，被“红颜祸水”的历史观所阻滞。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集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文字能力所能企及的程度上，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展现：用多变的语言从多角度展现她的外貌美，用流转的音韵从侧面描写她的毁灭美，用民间传说的情节赞颂她的永恒美，这些对美的描绘，使之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作者把杨贵妃由故事主人公转化为抒情诗的第一主人公，把她的镜头层层推近，再逐步拉远，顺利地引出绵长之恨得起因，让叙述者站在人物的角度或立场上，引导读者体味叙事者的爱憎并行不悖、抒情者的情绪波动，从而达成强烈共鸣，创造出浓郁的抒情气氛，使之更为感动人心。
回味《长恨歌》，我们仿佛能目睹长安街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的热闹场面。在这“美”与“恨”交相辉映、互不逊色的双重奏中，读者的心也随着谐和的音乐美与缠绵的意境美在这绵绵长恨中随波沉浮……
长恨歌——读白居易《长恨歌》联想曲
长生殿中，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淡淡的清香，那种甜甜的气息，那个熟悉而又遥远的面容，只是佳人何在？锦衣华服的老人茫然地望着远方，掩不住眉眼间的思恋，历史在其中流动，而故事也在历史中流转……“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李隆基是指向十二点钟的指针，指针一节一节地跳动，一个朝代从鼎盛走向了衰败。他的前半生是历史的传奇，他的后半生是情爱的传奇。一个女人改变了他的走向，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乃至历史的走向。自他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国家社稷达到了“开元盛世” 的盛景。 统治全国多年，自心爱的梅妃逝去后，日夜想找个绝代佳人，竟找不到一个称心的。
回眸一笑百媚生，三千粉黛无颜色。
关于杨玉环美丽的传说京城早已流传，他没有留意。等他看到她时，她已是太子妃，在他眼中，她只是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子。该如何形容玉环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之貌呢？有诗云：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从此他批阅奏章的心有点恍惚起来，毕竟是儿子的妃子，他的心左右摇摆着，挥不去她如花一般的美丽。越是隐忍，便越是想得到。
她的美丽就是她的罪恶，她使他深陷其中。他碍于她是自己的儿媳而不便明目张胆纳入宫中，于是首先让她出家脱离寿王，再以“杨太真”身份入宫。他们是一出爱情的同谋， 是一桩叛乱的起源。 为了讨他的欢心，她总是有很多新鲜游戏的创意，他们乐此不疲，昭阳殿里充盈着她的笑语；她是那样美丽，为了博取她的喜悦，他对她有求必应。他们共同粉饰着繁华，爱情是最好的假象。
江山保住了，美人却仙逝了。马嵬坡上，影踪全无。长夜漫漫，怀思反复。萋萋马嵬山坡下，荒凉黄土坟冢中，美人颜容再不见，地上只有她的坟。如果她不曾出现，他又会变成怎样呢？难以预料啊！也许他会把大唐的光荣保留得更长更久。但是选择一项的同时意味着放弃了另一项的选择权。衰败只是迟早的事，当那张脸转过来对着他灿烂一笑的刹那，一阵颤栗划过他的心口，结局早已注定。历史的车轮又滚滚向前，并不为他留下一点思考的余地。
如今，岁月荏苒，他已是一个老人，他在缅怀他的过去——那些繁华的梦。他的一生，是一册帝国的兴衰史，可他也不过只是一个人，有血有肉，动了真情，便陷入了一个劫数。他们亲手制造的幸福快乐，成就了他们今生的死别。
夜风中，他燃起香，烟雾缭绕，幻化出一个女子哀怨的容貌。“太真...... ”他喊她，声音已经沙哑，伸出手去，什么也抓不住。烟雾散尽，万般皆空。他颓然坐下。只剩一盏灯在风中摇摆。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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