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的当天，监狱长亲自为他安排了一间四平方米的单人间，还在床头的墙上安做一个书架，床边置放一张桌子，并且特批允许他在屋里收听自己带来的收音机――监狱长看见了他在衣物中的那台仿古式收音机。监狱长依然一口一个地称呼他为“苏市长”。但是，被他立刻制止了。他对监狱长说：
“我是个犯人，不是个市长。”
监狱长对他说：考虑到他的年纪，身体以及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就不安排他参加劳动改造了，让他做监狱的政治和经济教员，专门给轻罪犯人上课，传授有关创业，就业和职业方面的经济知识，还兼做犯人的文化教员，以及担任狱中《劳改报》的主编，并组织犯人书法，美术和工艺品创作的领导。
他理解监狱长的一片苦心，但坚定地回绝：
“不，我不接受，我去工厂劳动，是犯人就要参加劳动改造。犯人应该比公仆更平等，应该比官员更没资格的讲究，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难道犯人也要分三六九等？”
“不，不，苏市长，你不是犯人，至少不能算犯人”监狱长有些语无伦次。
苏世伦心里想的是：我对谁也不想讲话！我无话可讲！我必须忘记自己的过去！我宁可在繁重的劳动之中锻练出一副好的身板”
当苏世伦第一次走进犯人劳动的工厂车间时，有个因入室偷盗被判处五年刑期的年轻混混，看了一眼就认出了他。小混混手握着板钳，嘻皮笑脸地在他面前晃悠着，然后用响得全车间都听见的声音说：
“哎哟，哎呦，出大事了，这不是咱们的苏世伦市长吗？你是怎么进来的？啦？搞女人还是捞钱啊？革命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提蓝桥里白天出了月亮，晚上升了太阳。这世界怎么啦？黑白颠倒了，猫给老鼠当三陪了，简直不可理喻了。”
苏世伦用严肃的目光斜视着那个小混混，一言不发――说实在的，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和这种人说话。
小混混见苏世伦不说话，更得寸进尺地大声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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