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渥伦斯基的内心，惟独稍稍不安的是对朴凡的愧意。因为，在那次太平洋上万米高空的谈话中，自己曾经亲口庄重地答应过朴凡，绝不用自己的钱与中国人民为敌。可是，眼下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力量放弃这次千年难逢的赚钱良机――三十年前，日圆升值的机会错过了，这次人民币升值的机会绝不能再错过。再说，这已经并不是他个人的行为了，而是华尔街金融大锷们共同的步伐，自己不做，立刻会被无情地抛弃，不是自己一个人手里有美圆啊！
当然，渥伦斯基也为此作了精心的考虑。他准备在二十四个月后，当所有资金和利润安全离开中国，他就将在新疆郇元国的甘草公司里那五千万股权，立刻全部以转让的形式，无偿地，全部地转到朴凡的名下，既表示对朴凡的歉意，也表示谢意――华尔街有句格言：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想到这里，渥伦斯基的心情一下子又好了起来。
紧挨着渥伦斯基坐的是施莱因茨――
施莱因茨是个纯粹血统的德国犹太人，他对普洱茶既不了解也没兴趣，他一只手捏着咖啡杯的把柄，一只手抱着烟斗慢慢悠悠地抽着，他听不懂中国话，只能不时地与渥伦斯基低声交谈――他们交谈的大多不是会议的内容，而是红盾家族与渥伦斯基在中国的合作步骤。他临行前，斯考特再三遍嘱咐他，此行中国，无论是钱的数量还是投资方式，只能听取和尊重两个人的建议，一个是渥伦斯基，另一个就是保罗――朴凡。施莱因茨还记得，斯考特挥动着雪茄对他说：‘保罗的建议犹为重要，中国是保罗的祖国，不是渥伦斯的家乡。我相信保罗是个诚实的，金钱之光融化不了的男人，是绝不会损害红盾家族利益的朋友！’自己很相信一句话，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他的对手；看一个人的底牌，要看他身边的朋友。他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了朴凡的身边的朋友和圈子。还在遥远的慕尼黑时候，他就非常困惑不解：斯考特将红盾家族的金融战场搬到贫穷落后的东方中国去，是否是个明智的决策？他甚至怀疑斯考特违背了红盾家族的遗训――绝对不在离开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进行金融战争，会不会给红盾家族带来灭顶之灾？要知道，中国毕竟还是个的国家，是一个全世界金融严格管制最严格，最落后，最无法律的国家，那里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最不适应进行金融战争的，峡谷般不易展开地形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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