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妈妈拉着朴素，站在南京路的高楼之下回首远望，那一大片密密麻麻的低矮工房，砖房和木房，在高楼和阳光的掩映之下，一半金黄，一半阴暗。
“我庄老太的发财机会，就是盼望着动迁。听街道干部说，快了，有个香港大老板看中这块地方了，他可有钱啦！那时候，我也可以住上自己的新房了。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你庄妈妈想了一辈子了。离市区远点也没有关系，终归是自己的房子啊！”
朴素理解庄妈妈的意思。
朴素不知道这块土地将出让给香港哪家房地产公司。但他清楚，动迁和开发这里的地段，至少也需要有几十亿的资金，只有那些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才有实力开发。
朴素也早就知道，上海的普通市民，把改善居住条件的几乎唯一希望，都寄托存放在自己老房子动迁上。仅凭庄妈妈每个月的一千五百元钱，在这南京路两侧新建的房子里，连一块巴掌大地砖的面积也买不到。就是自己作为一个中南海里的高级秘书，每年的工资加起来，也是刚够买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储藏室。靠工资买得起房子，已经成为一个今天社会的笑话了。
一个为自己国家贡献了所有的老人，把她此生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境外资本主义的老板身上，而不是寄托在自己政府的身上，并且，这不仅是她一个人的希望，也是千千百百个象她这样老人的希望——对我们的政府来说，是可悲还是可喜？是光荣还是耻辱？是前进还是倒退？是社会主义的优越还是资本主义的力量？——朴素的心里难以平静。
朴素又想到：中南海里的领导们，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房地产，搞得好，是社会机体的营养剂，搞得不好，就会成为社会机体的毒瘤。现在看来，成为毒瘤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多于成为营养剂的可能性。
也许，自己已经是这颗毒瘤里的一个细胞了——朴素想到了他的那套黄浦江边的豪华公寓。
有什么办法呢？生老病死，富贵贫穷，妇孺壮男，只要活着，人人离不开住房。有的时候，人是被自己，被他人，被社会逼得挺而走险的。朴素知道：如果仅凭工资收入与住房现状挂钩，去查询每个官员廉洁与否？那么，大概每年完工的新楼盘都用来关押嫌疑犯人，恐怕也不够——中国，有的事情真得是很奇怪的。比如，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在不同人的手里，产生的价值是截然不同的。在普通人手里，人民币的功能是完整的，既有交换价值，也有使用价值。但是，人民币在领导的手里，功能就完全丧失了，既没有交换价值，也没有使用价值。
朴素还记得，他刚当李荣祖秘书不久，负责接待北京到上海的一位资深老部长。开完会后，老部长让随从人员拿出十元钱交给朴素，然后交待着说：这十元钱，去买一双皮鞋，再买一件衬衣，看看剩下还能买点什么上海吃的特产——结果，他所要的东西都买回来了，他说的“什么”，也都买回来了。不过，那十元钱却一分也没花出去——谁敢收他的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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