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李荣祖又想到了“海”。
其实，自己亲身的体会是：官场很像森林，但是更象大海。把官场喻作大海，外在是非常形象的，内在是非常深刻的。大海中，最被人注目的，最先让人猎杀的都是巨量的生物。海洋中巨量的生物很少，但却是海洋的统治者，所有的海洋生物都必须服从它，恐惧它，养活它——多么像官场啊！在海洋里，无穷无尽的浮游生物养活着小鱼，小鱼养活着大鱼，大鱼又养活着巨量生物——这是大海生物成长，灭亡的循环规律，不同样也是官场成长和灭亡的循环规律吗？
李荣祖很得意。这是自己创造的一个非常有想像力，意味深长的形容。尽管他从来没向人说起来过这个比喻，也无法知道别人会不会和自己有同样的看法与感受。浮游生物像什么？像人民群众吗？成千成万成亿，生生不息，无边无际，似乎看不见，却是无处不在，似乎看得见，又却是空旷一片——海洋如果没有浮游生物，便没有海洋里的巨量生物；相反，森林中如果没有大树，也就不被称之为森林。
李荣祖不想做海洋中的巨量生物，也不想做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被替代，也许很快。他并不关心替代他的人是谁？不是他能思考，能左右的。替代的人，也许是智者替代庸者，勇敢替代懦夫；也可能是奸雄替代忠勇，废物替代精英，渺小替代伟大，肤浅替代深沉。他只知道自己更愿意做一根藤，一根粗粗的藤，倾注自己全部的生命力，紧紧缠绕着，护卫着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民。他非常非常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民，热爱着哺育他的家乡的一草一木，热爱着让他成长的上海的一砖一瓦，热爱着让他能作出贡献的北京的一风一雨，热爱着党交给他的一事一物。
这是李荣祖的真心话。他曾有一次在出国访问的飞机上，带着自豪和满足的口吻告诉朴素：
“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思想哺育了我，是第二代领导人亲自领导了我，我又和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共襄举国大事，我从一个工厂技术员到中南海的一员，这是少有的光荣和经历。要知道，我既不是将门虎子，不是书香后人，更不是名人之亲，我只不过普普通通的江南布衣，一个私塾先生的儿子。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了。”
李荣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是农村的孩子。
他出生在安徽黄山脚下一个古朴的小镇上，那里是很美很富的水乡。他的家也是普通的水乡人家。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读过几年书，有点文化的私塾先生。他依然记得，母亲告诉他，他出生的季节是在秋风秋雨之中。那天，正好日本人飞机扔下的炸弹在镇子上到处轰响，乡邻们呼天喊地四处逃命，死了好多人。母亲就在那时生下他，他到人间的的哭声，在轰响的炸弹声里显得那么微弱，奄奄一息。母亲没法出去到庄稼地里去逃避炮火，产后虚弱的身体颤抖着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依偎在竹床的一角。父亲手里端着一碗给产妇喝的红糖水，吓得手不停的哆嗦，一碗滚烫的红糖水端着直到冰凉，双手还是抖动。他四岁后，父亲亲手教他识字。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所以他比姐姐们都有文化。十三岁那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他挎着一个蓝底白花的背包到了上海——先坐牛车，再坐汽车。父亲让他投靠家族里的一个在上海的远亲，是个做生意的大户人家。父亲对他说：要想有出息，就得读书，要想读好书，只有去上海，不能在乡下。他的书读得很好，在书本的字里行间，他总能找到灵气和智慧，在学校里的功课总是名列前茅。初中，高中，一直考上了北京的清华大学。这在当年的家乡是个奇迹。在那个水乡小镇，甚至在县里都是第一个。据说，远在一百年前，他家乡的那个县里曾有一个读书人中了进士，到北京做到五品官，光耀了三代人的门第。为此，父亲淘尽全部家当，宴请了全镇的老老少少。要知道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一斤米都可以救活一个人的命。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以此为终生的骄傲，他称道：“有上清华大学的儿子，人不枉活一世——”。尽管水乡的农民几乎没人听说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这些昂贵而又骄傲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些学校与他们县城里的学校有多大的区别。可是，父亲知道！父亲是对的。这张清华大学的文凭，在自己后半生的经历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是的，在党最需要知识的时候，在党反复强调知识化，年轻化的时候，在与他人竞争官位不分上下的时候，都是这张清华大学的文凭帮了他的大忙——父亲的话眼光多么具有远见和前瞻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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