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道义走到书架旁上，抽出一本书放在桌上。那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这本书是老作家巴金在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购得的，因为曾经是一本，很稀罕的，巴金回上海后转赠给程道义，共上中下三册。一年前，程道义就开始阅读，可是时至今日，连上册也没有看完，实在没有空啊！现在好了，可以认真的心无旁鹜的有时间阅读了。程道义轻轻的翻开书的扉页，一张作为书签的彩色的贺年卡安静的躺在书页之中，书签上系着的红色丝带，丝带已经退了色，变的浅红暗淡。书签上面有一行纤美秀丽的笔迹：
“记得吗？你曾经说过，终生会为普通的人做事！”
程道义的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温暖慈祥爱的笑容。
写这行字的是他年轻时代的第一个恋人。那时在北平，抗战爆发后，程道义调到山东新四军工作，她留在了北平继续读书。几十年过去了，她已经成为这个城市里一个著名的大律师。程道义来这里担任市委第二书记的第一年的那个春节，收到了她寄来的贺年卡，只签名字，但没留下地址。六年过去了，程道义也没有去打听她的住址——这对自己太方便了。他只是珍藏着这张贺年卡，似乎为了纪念什么。纪念什么呢？程道义自己也讲不清楚，不是纪念那已经改变了轨道的生活，或是退了色的感情，也许仅仅为了纪念那个时代。
平静之后，一片淡淡的愁云飘过程道义的心头。
“退下来以后干些什么呢？”这个无数次思考，又无数次放下的问题，总挂在口头悬在心头，也总没有答案的问题，此时终于又来扰乱他的心境。
如同许多老干部一样，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都靠写书写打发悠悠的老年时光。写书，对老年人是一件多么美好的工作，既是情感的回忆，也是给后人留下生活的足迹。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少文彩妙思，只有到了老年，才能真正写出人生最有价值的书！因为那个时候最成熟，沧桑，见识、自由、超脱都已经在身后，他可以客观的审视一切，审视自己，已经有权力谈论人生，谈论青年人，中年人和自己这代人。人生最缺少的是什么？是时间，是经验，是学问，更是一种宁静的心情。任何一个年轻人、中年人都会缺少其中的一点，或者两点。老了，这些都有了。其中，老年人虽然还有许多遗憾和愤懑，但这些遗憾和愤懑已经是清醒的，而不是盲目的，是公平的有据的，而不是狂怒抽搐的，一笔抹杀的。也许，象自己可能仍然无法理解生老病死，天灾，历史局限，强忍不公，命运多舛，冤屈痛惜，阴阳差错……但必竟多了一些自省，一些悔悟，一些自责，一些宽恕；必竟懂得了除了怨天尤人，还应该嗟叹自身；懂得了历史无情之外，毕竟也包括着自身的选择；懂得了成为刀剑和铁锤的光荣，也懂得成为靶子与铁砧的苦难；懂得了自己有伟大也有渺小，有善良也有卑劣，有正确也有错误，有鲜花也有狗屎……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恐怕到死也都写不完。回想年轻的时候，自己崇拜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雨果，鲁讯……行军打仗中也总在阅读，也曾经理想当一个红色的作家，革命的诗人，胸膛里充满荡气回肠的激情，读普西金的诗，是流着泪读的。可是如今，再拿着普西金的诗集，几乎是无动于衷的，麻木不仁的，最多只不过是略略思索一下，稍稍感叹两声，然后就轻松的放回书架。年龄啊，真是一副激情的消蚀剂！难道自己真的老到了没有一点激情，没有了一丝想像，没有一份渴望？难道这一切都淹没在无穷无尽的会议里，消溶在无休无止的事务中了？……
程道义不想简单的对自己下断言，但是，他一直明确的感到，对于他，更具有绝对控制的力量，并不是出于内心的动力，而是来自外面的影响。有一位教授曾经当面对他说：因为你是市委书记，所以你不敢说真话，你不能讲真话，怕——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很尖刻很真实的裸的。程道义去审查过许多电影、戏剧和，参加过许多学术，理论、新闻的研讨会。但是，他很少表态，更谈不上推心置腹的交换意见。这并没有影响他当一个称职的书记。开口说话，提笔批示，太敏感了。自己不能轻易说好，否则就会大肆宣传，把一件事或者一部作品推上头顶，他更不能随便说坏，那么就会有人应声批判、，或者愤然告他“打棍子”。理论上，文艺是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但事实上从来都办不到。具体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总是争论不休。市委书记的每一分种，就是市委书记身份，是无法以普通人的身份去与作家、诗人、理论家、学者、新闻记者平等的交换意见和探讨问题。作家可以在朋友和亲人面前言不必称高尔基，土壤学家可以不必在饭桌上也放一捧泥土，经济学家的玩笑嘲讽中可以不带数字。但市委书记不行，一种无形的力量如同锁链一般綑绑着他。他不能说出错误的话，不能犯出错误的行为，于是，最好的方法便是沉默。几十年来，程道义曾经见过许许多多的人——包括他自己，恶运从天而降，都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说错了些什么——甚至根本没有说错，错就错在说出了口。于是，这十几年，程道义最大的变化由知难而进变成了知难而忍。他见到许多次领导人的过错，甚至是重大的、涉及千家万户，国计民生的过错，他都会忍住不提反对和批评，最多也只是提出合乎身份的建议，或者用提问题的方式来表达不同的意见，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接受，他都会忍耐——一直忍耐到当错误产生了后果，证明是真的错了，也证实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这种方法，是党内大部分高级干部都采取的、有效的，不伤害自己和别人的最佳方法。事后，他总是被人誉为“稳重”，有“见地”。然而，在这稳重的见地背后，堆积着何等重大的损失和代价啊！据理抗争，是要人领头的，而领头的人一定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增高，那些批评抗争，据理直言，都象雾一样在明哲保身的阳光下，不知不觉的消失了，不知消失到那儿去了？他甚至对这种抗争和据理表现变的越来越不喜欢。他赞成批评和斗争，但是，不赞成有人批评他，与他斗争，他强调集中制，但更强调集中，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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