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亮端起杯子，一口饮尽杯中酒。嘴边浓密的胡须上沾满酒滴。不知什么时候，桌上又多出两瓶酒。兵兵接着往东方亮的杯里添酒。
“当年的宋彬彬，今天的名字又改成了宋要武，她已经埋头在她的数学世界里。可是，当年的时代能轻轻一笔改回来吗？一批又一批新进学校门的人指着我的背后说：瞧，工农兵大学生！好象我的大学生资格是偷来的，抢来的，恩赐的，低人一等的。毕业后，分到上海出版社工作。有一天，领导突然指着我的登记表说：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我们是不承认的，你要回炉。回炉！？重新打造？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很陌生，我自己也仿佛是从罪恶之地走出来的人，需要今天的雨水冲刷干净。”
东方亮又喝了一大口酒，眼睛变的更红了，文采却更如泉涌如潮动。
“只有懂得罪恶的人，才是最清醒的人。事情比我们想象的简单，也比我们想象的可怕。谁，才是真正有罪的人呢？这是我几年里想的最多的问题。是我们吗？我们曾经鞭笞，砸烂，摧毁过美好的事物——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罪的一代吗？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不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吗？他们在的死亡里找到了真理，我们在精神的重生中看到了谬论。我们这一代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代，因为我们是被欺骗最多，被摧残最深的一代。刚才，宇轩说的对，也说的不对。是的，和周总理都戴过红卫兵袖章。可是，依然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周总理依然是亿万人民心中的丰碑，而你我之辈却成了一块被擦脏擦臭扔在垃圾里的抹布。我们没罪吗？我们的热血的确帮助过历史的罪人。你们不可能忘记，我们勇敢的握紧铁拳，誓死捍卫，我们热血沸腾，我们肝脑涂地，我们异想天开的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以拯救变色的共和国。我们怎么会相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然会是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红衣教主们念到：孩子们，真理就在这里，祈祷！于是，我们暮鼓晨钟，三跪九拜。转眼间，我们又成了播臭千里的江洋大盗。于是，我们又无地自容，隐痛难言，肝肠揉碎，羞愧悔恨交加，怨怒悲思齐至；我们辗转反侧，寝食俱废，痛不欲生，恨不能死；我们节衣缩食，立志奋斗，寒窗苦读，悬墚刺骨——想想，我们这些人，在青春美好的时光里，谁曾在林荫小道轻松散步？谁曾在花间月下拥抱亲吻？谁曾暗中拨弄过升官发财的算盘珠？谁曾筹划过大立柜五斗橱双人沙发？——”
东方亮的内心的情感象开闸泻洪的水流。
“仅仅宣布的错误，能不能成为文化-革命的最后答案？即便把悲剧的责任全部归于四人帮，是不是最完整最公正的判决？那些在政治局会议上举着双手拥护的，那些在党代会上支持的，那些在报纸上摇旗呐喊的人，都到哪里去了？都到哪里去了？这是一场悲剧，是闹剧，是怪剧，是丑剧。那么，谁是编剧？谁是导演？谁是演员？谁又是观众呢？中国的社会，不是被青年人搞的支离破碎，家破人亡的，悲剧也不是青年人一个又一个制造的。青年人没有那么多虚伪，装不出道学家的面孔，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造诣也没有那么高深，打击报复，给人穿小鞋的能力远不及那些额头有皱纹，鬓角有白发的人高明。年轻人说假话时，免不了脸红心跳，做了亏心事也不会比那些一边口称信仰主义，一边蝇营狗苟的人那么心安理得。造谣，中伤，诬陷，出卖，吹牛，撒谎，——这些技术，足够我们学习十几年的。拔剑四顾心茫然，愿做长醉不醒人——我要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我会写出中国的《人间喜剧》，入木三分，挖地八尺，撕开人间的黑幕，掘出灵魂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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