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此定律名曰“高逸崧定律”。
“可让朝廷每三年定一次元额，解决摊逃的风气。”韩愈建议。
对此柳宗元也持附和的态度，因为他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高岳笑起来，摇摇头，然后望着长江的远处，那里是水天一线，便指着那条模糊而绵长的线，对两位说：“所谓的元额，就好像是这道线，起起伏伏，但它始终遵循一个规律，那便是‘天’即官府定下这条线，当然争取是越低越好，目的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水’即百姓能接受这条线，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线是自己应该承受的上限。这道线便是官和百姓共同遵守的底线，即官府口中的‘元额’，也是百姓口中的‘常赋’。杨炎当初推行两税法，也就是将百姓原本承受的杂税，和常赋混配起来，并税改制，并承诺此后永不加额。但可笑的是，没几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奏请，两税钱每贯加额二百文，以后绝对会越加越多，即便明里不加，暗中也会以杂税形式来盘剥。每次并税改制，没多久便会催生处新一轮杂税高潮，然后便又是一次并税，周而复始，税负累进，有加无除。所以百姓生活如何能得到改善？最后不是枯水干涸，便是浊浪排空。”
实则高岳在这里，批判矛头所指向的不单单是杨炎的两税法，也是韩柳所不知道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或雍正的摊丁入亩。
目光短浅的人，总认为这些改革有多么大的意义，有多么成功。然而实际上，这些改革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那便是企图用简化的程序，将复杂的税，并入国家财政的正额里征收，简化的手段——杨炎是靠铜钱，而张居正是靠白银（1）。
“然则国家一旦定下元额，便丧却了伸缩的弹性。朝廷只能征这么多钱，因为随便加征就丧失了信用。既然元额是固定的，那么所养的官吏数量也就是固定的，可百姓的户口却在不断变化，再加上田地的兼并流转，那么十年后朝廷若再依靠不变的元额，养着数量不变的官吏，去管理不断变化的户口和田产，根本就是力不从心，如果真的如你们所言，每三年就得重新定两税、经界田产，那么就得需要更多的地方财政支用，来扩大官吏队伍，不然何人替你做此麻烦事？地方财政想要达到此目的，就得在元额常赋外，通过增加杂税来行此事。最后就是个真的循环——元额不变便无法扩充官吏去有效征税，而不加征杂税就无法扩充官吏队伍，加征杂税必然使得百姓人户逃亡成风，州县就只能摊逃，即把税转嫁到未逃的人户头上，最后无奈，通过并税方式增加元额，但官府却因此信用丧尽，国计分崩离析，内乱丛生，外寇侵攻，生灵涂炭——韩退之先前所说的大恶，可能就会在这时产生，就算有新的大贤产生，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勤勉，维系开国三十年的好局面，很快还是会陷于我方才所说的那个循环里，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是百姓的贫困，周而复始，是百姓的苦难，周而复始！就像是佛家所言的，此真乃，无间地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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