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党组织了党内的笔杆子，集结了在奉的法学界泰斗们，连续在《奉天日报》发表文章，号称“依法治国十三论”，极大地声援了《民国日报》的行为，并把这一事件及其处理上升到治国的高度，羸得国内数百家媒体的共鸣。
张汉卿认为，撇开是非正错不论，允许民众骂街是政府进步的象征，民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只要不是诽谤，政府应该谦虚地倾听民众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不明真相的民众或片面的说法，不应该动辄得咎，而是引导和劝诱。因为随着大政府时代的来临，原本三权分立的行政权越来越膨胀，而立法权在国内尚属泊来品，缺少一定的民间基础，完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就是民众的喉舌，就是声音，就是民意，是百姓监督政府的重要形式。
在他看来，总统是人，记者是人，普通的百姓也是人，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都有权利对国家的发展、行为、政策和战略提出自己的见解。美国之所以被认为是民主的象征，就是美国人可以随骂总统。后来有句笑话说：“中国人认为骂美国是爱国，美国人也认为骂美国是爱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共识。”
美国人总统，报纸可以骂，国会可以骂，甚至上届总统也可以出来骂，非骂得你体无完肤不可。当然这种骂不是泼妇骂街，而是对其言行的抨击。当然总统也要表现出豁达的态度，要笑迎唾沫，以理服人，这是一种文化。
中国不见得有这种文化，但是最大程度上给政府以约束，将对中国未来的司法公正与独立奠定牢固的基础和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构能否代表了中立的第三方，独立地作出对公民与政府单位纠纷的裁决，是司法独立的真正体现。而作为强势的政府单位，是否真正尊重司法独立，体现在能否降下身段，像普通民众一样坦然坐上被告席或原告席，接受司法机构的质询。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日报》大总统诽谤案有指标性的意义。
也许是“五四运动”余温里民众对段政府抗议的热情未减，或是感觉到奉系的表态得到国内舆论的声援后声势浩大，中央政府考虑了数日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名誉受损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诉状，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二人聘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该案1919年10月3日开庭，主审法官是英国副领事，陪审是华人法官俞英荪。在中国领土上，中国政府控告中国平民的案件，却由外国殖民者来审理，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常理，但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却数次发生，1903年“苏报案”也是同样发生在上海租界，国家积弱，就会无力抵抗被外国欺凌。
在法庭上被告叶楚伧义正言辞的说道：“本人主笔报章已有十年之久，现任《民国日报》总编，当负刊载上之责任，但不负控告书中所谓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之罪责。”“《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实系以游戏文字对于政策上之批评，并无侮辱之意义。本报与作者的本意相同，是在希望中同有良好之政府，使中华振兴，独止昌强，国民享和平自由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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