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市，无市****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关市之赋。黄金百镒为一箧，其货一谷笼为十箧。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命之曰正。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
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三尺而见水，比之於泽。
距国门以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耕始焉，芸卒焉。士，闻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贾知贾之贵贱，日至於市，而不为官贾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为官工者，与功而不与分焉。不可使而为工，则视贷离之实，而出夫粟。
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虚而莫敢为之请，君有珍车珍甲而莫之敢有，君举事臣不敢诬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知得正矣；审其分，****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
从《管子?士农工商》的内容可以看到，除非是拥有官职身份的人，无论是学者学子，农户，工匠以及商人，他们都需要为国家付出自己的利益代价。
这一点在某一方面而言，正好是证明了士农工商在《管子》当中，事实上是平等对应的下级阶层，而非高下之分。
在先秦时期，拥有官职身份的商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很快，这些拥有官职身份的商贾阶层，很快就被大商人阶层所取代：
《国语?晋语八》云：“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
在战国时期，大商人阶层甚至是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朝政运作。
就好比是吕不韦，他本身也就是大商人阶层的一员，而后来的赵国奸臣郭开，据说同样也是大商人阶层出身。
可以说，虽然在战国中后期已经逐渐出现“士农工商”的阶级分化，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大商人阶层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
而在吕不韦死后，当其时秦国已经初步实行重农轻商的国策，这一点可以从修改的秦律看出：
商人不能穿戴丝绸赘婿后父没有地位。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秦朝时期的三种人的待遇情况：
秦代，军人、官吏和有土地的自耕农都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享有人身、财产、婚姻和单独立户的权利。但因为国家政策和社会观念，商人、赘婿、后父三种人的权利却受到限制。
国家推行“重农抑商”，认为农耕是本业，经商是末业，所以商人阶层受到歧视，他们可以积累大量财富，法律却禁止他们穿戴丝绸衣物、乘坐华丽的车驾，被称为“虽富无所芳华”。商人和他们的子女都不能从政做官，而且他们被发送边疆从事开荒活动的可能性比普通人更大。
赘婿和继父就更没地位了，他们婚后都要到妻子家中生活，子女随妻姓，丧失了自立门户的权利，更没有独立的财产权。
汉朝的商人地位实际上好不到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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