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税收主要来源是农业税，“夏税”和“秋粮”的起运与留存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主要体现。起运主要用于宫廷消费、京官俸禄、边地粮饷和其他管理费用等，而留存主要用于宗藩禄禀、地方官员俸禄、驻军军饷、地方赈灾和教化等。存留支出最多的一项是藩王禄米。但是在最重要的商税上确是一点都不在乎，我前面所说的大量的商品出口到国外，挣来了大量的白银，这些都是依靠商业运作得来的利润，却只要缴纳极少数的一点税收，但是辛苦耕作的农民却要承担承重的徭役，这本身就是不公平，有问题的。再者。朝廷财税收入大部分归于中央，少部分存留于各级地方政府。这样在中央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地方财政状况常被忽略，地方经济甚至被有意识控制与削弱。处于窘境中的地方政府，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以及保证各方事务得以处理，不得不设法敛取资金，强行摊派力役。中央过分注重朝廷利益，过分统揽财政大权，导致地方财政的窘困，并引发地方消极征税、拖欠成风、遇事请拖、截取起运等各种抵制行为。而最终的结果，则是中央实际财政支配权的削弱、失效，明王朝步入财政匮乏的恶性循环，吏治趋于败坏，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就我在天津这里了解到，作为地方最基层的组织机构，里甲承担地方各级官府的日常支应往来费用，出钱出物，出力买办，解送官府的朝会乡饮、祭祀、士大夫官员的送往迎来，科举生员赴考盘缠津贴，乡试费用，各衙门修缮及日常费用等等，这些银子本身就应该有朝廷播发的，但是却落到了里甲的头上，里甲自然不会自己掏银子的，那这笔银子自然会摊派到普通农民的头上，这又会严重的加重百姓的负担，另外，我还想说的是这么多年以来朝廷的国策是以国家经济活动保持最低水平为基础的，因此朝廷不是努力扩大税源，而是基本固定了主要税源——田赋。对由此产生的预算不足的问题，则一味采取节省开支的办法应付。例如要求军队自给自足，官员的俸禄非常低，京官外派甚至没有差旅费，那些官员除了举债以外根本无法赴任，这种职责和薪酬的巨大反差非但不能起到节约的作用，反而会造成官府乱摊派和其他腐败行为。所以经济的衰退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