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有疑问了。
遂公盨是西周中期的物品，这是毋庸置疑的（后世采用了碳十四鉴定过），而当时的铜器的铭文，是一体铸造的，而非后来錾刻的。
西周物件上的铭文，竟然和《尚书.禹贡序》上的文辞一模一样。那么，有没有可能，《禹贡》这篇文章，早于西周中期？而遂公盨的铭文，就是来自这篇文章？
这不是不可能的！
张博驹、李林灿两位老爷子争论的，八成就是这——先有《禹贡》，还是先有遂公盨。
后世，有关这一问题，香江中文大学教授，国学大师饶宗颐老爷子，给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器物铭文中的若干词句与传世文献相同，并非全无可能。铭文中起记录作用的那部分文字，很有可能是有所别的版本存在，譬如竹简的记录。
后人在编写史书时，直接把那片简拿过来缀入书中或者重抄一份。
饶宗颐老先生的解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并非没有漏洞。
那就是……既然《尚书》都采录了相关文字，为何没有史书/记载“遂公铸盨”这件事？
好吧，聊了许多废话，其实就是想要说……面对历史，我们后人，更多的时候，只有无奈的猜测。
不管怎么说，这又是一件镇馆之宝！
而且，相比宝利，这次出现的遂公盨，竟然是整套的。
也不知道，上辈子，遂公盨从八十年代出现，到2002被宝利艺术博物馆收录，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如此精美的冲天四耳盖被遗失。
“东西很好？”见卢灿直接答应一百件拍卖品，许胖子直觉认为，自己被李林灿老爷子骗走一件绝世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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