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我大明特别是成祖迁都北京漕运对于我大明显得更加重要！而大明的漕运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高祖北伐保证军粮的运输。第二个阶段成祖至宣宗支运阶段。而何为支运？想来诸位都有所了解，‘支运’就是以次递运，每年四次，可向京师输送三百余万石粮食。但由于路途遥远，而且百姓没有军队那样强的组织纪律性；在宣德六年，因巡河御史上书言：‘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一年有余，耽误务农。故令民将粮运至淮安、瓜州等地交兑于卫所。之后由卫所军官运载至北方，给与民众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至此支运之法被废，兑运法开始施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运在漕运的比例越来越低；到成化年间，朝廷开始推行由军官全权负责漕粮运输的长运并一直沿用至今！”
张朝笑道：“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知诸位同僚这漕运对于我大明的重要性。但凡是都其两面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漕运也有其利有其弊，利我想诸位比我知道得都多；我就来着重谈谈你们不愿意谈的弊。”
“其一，耗费巨大。漕运是我大明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保证京畿及东北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虽说现在漕运基本上是有军队负责，国家承担费用。但这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这些钱间接也是由农民承担，如此便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如此便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其二，官员腐败。一些掌管着治河的官吏一方面向朝廷伸手要钱，另一方面打着治理河道的幌子向民众要钱。克扣民众的粮饷与贪污挪用治河费用成为这些治河官员们的中饱私囊的手段。其三，忽视其他水利工程的整修和新建。由于漕运对于大明这样定都北京的皇朝太过重要，故朝廷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漕河治理而忽视了其他水利工程的建设。这不仅导致全国各地水灾频发，而且还造成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我要谈的第四点。漕运满足了北方的粮食供给，如此造成了重南轻北的农业政策使得南北农业的发展极其不平衡。这点是我要重点谈的问题。”
“由于漕运带来的粮食及经济效益，造成了朝廷对南粮北运的过度依赖。因而只重视江南之地的农业发展，而忽视了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对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更是以一种放任自由的态度。如此不仅减少了朝廷的赋税收入，而且加大土地兼并问题。想来诸位都知道我在太原等地实行的新农业耕种法，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给朝廷带来新的税赋收入。由此可见，只要有科学合理的种植方法；将我大明全部变成江南之地也不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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