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秀夫、赵与珞，包括户部的苏景瞻等人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小鬼头又要来事了啊，他们一起“警觉地”盯着陛下。
“朕觉得，帝国的赋税规制要改，并重新制定，此事现在就应该着手，朕的要求也就是简化与合理。”
宋代的赋税真的是比较混乱，其他不提，就讲令人头痛的“折变”。因为宋开始的田赋，规定“夏收钱，秋征粮”。但官府随着需要，经常变成征其它的东西，比如绢帛。这个变，就要进行折算，而一折算，“技巧”就出来了。包拯在陈州调查时就发现，“折变”使百姓的负担增加了近两倍。你不改行吗？
“但要做到简化与合理，就必须细致地了解田亩所产。而且朕觉得，朝廷现在治下的人越来越多，以后前来的流民同样也会更多，那么这些人每年需要多少粮食呢？琼州、流求等地又实际产了多少粮食？能不能保障军需？帝国对此不了解，恐怕不行吧？”
自汉以来，中国历代的田赋都是按土地的产量来征收的。刘邦立汉，开始定的是“十五而税一”。汉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他下诏减天下田赋为“三十税一”。从十三年开始，再令天下田赋全免，而且一免就免了十二年，直到景帝即位。
但汉代乃至以后的历朝所制定的田赋政策，并不是以实际产量来征税，而是根据收成的一般产量，由朝廷按照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固定比例，制定的税收额。
遗憾的是，古代典籍里是没有官方的粮食亩产记录的，在哪个时代，对此做出精确的统计也的确有很大难度。后人只能猜测这个田赋额并不是建立在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大规模查证、统计的基础上，而更多的是基于估算。就是后世学者们关于历代亩产的结论，实际上也都仅仅是根据史料中的只言片语所进行的推论。
但东并不想如此，因为赋税的原则之一就是要保证负担合理，他可不想总是“拍脑袋”来决定。
陆夫子、老赵和苏夫子等人互相看了看，像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些处理帝国政务的老手，他们自然知道很重要。但你真正要了解，难度却不是一般大，行朝所辖之地出产的粮食你一亩地一亩地的去称量？
“陛下的意思是？”他们问道。
东也知道，完全精确地了解亩产是做不到的，但他想玩一个这个时代的抽样调查，而且是规模大点的抽样调查。因为帝国现在不是没有人来做这个事情，行朝那么多的官员闲在那里，你不乘机让他们多了解点民政民情？顺便也给他们找点事情干？更何况这还将为他未来的田赋改制做准备。
“老师、赵大人、苏爱卿，朝廷那么多官员现在没多少事情做，朕觉得让他们做这件事很有必要。田亩所产不同，理应所征不同，那么以后朝廷恢复税赋时，究竟应征多少，必须有个依据，您们说是不是？”
听了陛下所言，陆秀夫还在沉思，但有人就又被忽悠了。
赵与珞的警惕性没有陆夫子高，“臣以为陛下言之有理。”他说道。
而苏景瞻的话是：“陛下，太常博士陈靖曾于太宗时奏曰：天下之田分三品，膏沃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而有水旱之患、?瘠而无水旱之虑者为中品；既?瘠复患于水旱者为下品。臣以为朝廷将来所征，确可凭此有差异。”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