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訢则反对舰队上驶至安庆，他则要求该舰队驻守在北方，用于防御洋人之用。而曾国藩硬说“用之于江面”，“所部兵丁并非生长海上，势不能于重洋用武，不敢不据陈奏。”好笑的是，曾国藩从咸丰十一年起就强调“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以后又不断重复此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曾国藩为了能够得到该舰队已不乏掩耳盗铃之拙。
另外一个就是李鸿章了，李鸿章自曾国藩平定江宁之后，收到幼天王和李秀成的投降之后，就率淮军一退数百里，抵达沪境，与上海的官绅相继熟稔，羽翼渐丰，上海相对优势的条件是他颇为踌躇。从筹够该舰队起，至该案结束，上海到处处于近水楼台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掌握了上海这个财赋重镇，并同曾国藩联系密切，结成“湘淮一家”式的联盟，上海当时号称“月收百万”，仅海关税收就占全国海关税收的一半以上。李鸿章“当暴富之名”开始流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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