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王濬、唐彬所率八万水军顺流而下，攻克西陵，杜预攻占江陵。次年二月，王濬、唐彬奉晋武帝命令，继续东下，与胡奋、王戎合军攻下夏口、武昌，“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
三月，王濬军逼近建业城下，王浑、司马伷部也渡过长江，从陆路攻向建业。孙皓穷途末路，放弃抵抗，自己将双手绑在胸前，让人抬着棺材，向王濬投降，孙吴统治的扬、荆、交、广四州共43郡313县并入西晋版图。
唐朝诗人刘禹锡凭吊古迹，感叹孙吴灭亡之速，赞赏王濬所建奇功时写到：“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西晋灭吴，结束了汉末以来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全国重新统一。
晋武帝在平吴的次月，改元太康。太康十年中，由于战争状态结束，人心安定，生产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一时间呈现出繁荣景象。但西晋帝国中孕育着各种促使其瓦解的因素，使西晋的统一像一现的昙花，随即凋谢。
（三）统一帝国中的不安定因素
1.薄弱的政治经济基础
西晋继承了秦汉统一帝国奉行的**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皇权为中心，通过行政官吏实施对地方的统治，用强大的军队消灭各种反抗力量，这是秦汉统一帝国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秦汉统治者与其统治的广大百姓之间固然存在尖锐的矛盾，但秦尚吏能、行法治，重功爵，西汉初期一度重用军功贵族，不久便推行察举、征辟制，按统治者的标准将社会上有才干及德行的人纳入统治集团中，并打击豪强兼并，维护社会安定，这使皇权乃至整个帝国政治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特殊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具有相对广泛的政治基础。
自西汉后期，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一批豪族地主，他们逐渐与儒教结合，取得了作官吏的优先权，在东汉时形成了一个集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于一体的世家大族阶层，他们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东汉帝国由分裂割据的三国政权取代，与这种社会阶层的活动有很大关系。
经过魏晋政权和平递交，在魏晋之际连为高官的一部分世家大族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成为门阀士族，他们把持西晋政权，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大部分人也被排挤出上层统治集团之外，更不用说那些躬耕的百姓与贩夫走卒了。
由此，西晋帝国的政治基础远较秦汉统一帝国薄弱。
奉汉统一帝国有维护其统治的政治哲学。秦按法家学说治国，将一切纳入法的轨道，西汉初期，统治者鉴于秦严刑峻法而速亡，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董仲舒兼采儒家和阴阳家学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论述了**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上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皇帝正是接受上天赋予的权力，统治天下百姓。
东汉末年，儒家经学由于沦于繁琐荒诞而彻底衰落，一种代表世家大族的哲学思潮逐渐酝酿成熟。
三国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倡导一种“贵无”的学说，成为魏晋玄学的宗师，他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以“无”为本源。后在司马氏执政时，嵇康、阮籍因不满司马氏专权，攻击司马氏这个儒学世家标榜的儒教社会伦常及政治制度，亦即所谓“名教”，主张超越名教，崇尚“自然”。
但无论王弼等所贵的“无”，还是嵇康等崇尚的“自然”，都还是世间万物的最高主宰，是万物得以生存的条件，到西晋时，郭象将玄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万事万物并没有一个主宰，而是相互无关独自突然产生的个体，“独化而足”。哲学思想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但它毕竟折射着社
会现实。从“贵无”到崇尚“自然”，再到“独化”，我们无疑可以看清魏晋时期形成的门阀士族从要求摆脱**皇权的控制、寻求自身发展，到最后获得政治经济特权，足以靠门地自存的发展历程。因此，西晋时，门阀士族纷纷放弃其汉魏以来世代相传的儒家经学，投入玄学的怀抱，董仲舒为汉帝国潜心构建的那一套实用哲学在现实政治中便失去了效力。
与此相应的是，维护门阀士族家族利益的“礼”与“孝”等观念大受重视，并在现实政治中得到提倡。我们可以看到，西晋灭亡之际，地方豪族往往结坞自保，或举族流亡，当轴权贵也急于备置三窟，不再有两汉末年那样大规模的“勤王”之师，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秦汉帝国以为数众多的自耕小农为赋税徭役的基础，并从中征发维护帝国统一的军队。东汉极盛时，载于国家户籍的民户为969万，人口4915万，而西晋全盛时的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仅有377万户，这些为国家控制的民户中，很大一部分为西晋分封制下王、公们的封地百姓，他们每户要将本应交给封建国家的4斛租中的一半及3匹绵中的1匹交给受封王公。
国家法令还允许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分别占有50顷到10顷的土地，拥有50户到1户佃客，“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其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2，即这些人均可免除向封建国家承担的徭役。
贵族、官僚们在制度允许范围外，千方百计多占人口，进一步削弱国家的经济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西晋政权又设置叠床架屋的政府机构，为数众多的大小官员均仰赖国家控制的数量不多的民户。
由于“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所以在号称繁荣的太康初年便出现“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的窘况。经济基础薄弱使西晋政权只能继续沿用三国魏创立的士家制度，直接控制一部分人口作为兵士来源，并大大削减它在地方的军队。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又使一般百姓难以承受暂时的天灾与动乱，遂使西晋末出现封建政府无以遏止的流民，他们成为西晋帝国掘墓人中的一部分。
2.不稳定的江东
西晋在灭掉孙吴后实现全国统一，而孙吴政权仰赖东汉以来江东地区业已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作为它的政治基础，他们是孙吴世袭领兵制及复客制的受益者，因而势力进一步膨胀，拥有大片田庄和成群的依附人口。
西晋虽灭掉孙吴政权，却不可能铲除这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只好“其牧守以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2。尽管这样，江东地区仍极不稳定，吴
将复兴的政治谣言到处流行。晋武帝因此向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华谭询问“绥靖新附”的办法，华谭说：“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之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
一句话，要承认江东大族既得利益。晋武帝虽下诏将江东人士陆机、陆云、张翰、周处等召入洛阳，但他们在门阀士族当政的西晋政权中难以施展才干，张翰常思念江东，陆机则委身于成都王司马颖，参与八王之乱，顾荣、戴渊等见西晋政乱，便各归江东，自图发展。西晋虽从军事上实现了统一，却未能从政治上将这种统一巩固下来。
3.日益尖锐的民族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晋时期，承汉魏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由于战乱，中原汉族居民大量迁徙死亡，人口成为各种割据势力控制的目标，汉代统一时期居于边境或偏远地区的各少数族也成为掠夺和迁徙的对象，一些少数族也趁内地人口减少之机主动内徙。
曹操击败袁绍后，远征辽东，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并将亲附袁氏的三郡乌桓迁到河北，后平定关陇，又将大量氐族人迁到关中各郡，与氐族一样原居于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地区的羌族人也大量地迁居关中。
东汉初年举国内徙至今内蒙古草原的南匈奴则逐渐南移，曹魏时分为五部，族居于今山西汾水河谷，曹魏及西晋初期，游牧于蒙古草原的众多的匈奴部落受到草原上新兴的鲜卑族的压力，亦纷纷迁到长城以南地区。
在今汾水河谷与匈奴杂处的还有一个自称为匈奴后裔的民族——羯族，不过他们鼻子高耸，眼眶深陷，与源出蒙古人种的匈奴人差别颇大。
在上述内徙的氐、羌、匈奴、羯人的外围，东到辽东，西至今青海，横跨蒙古草原，一个新兴的游牧民族集团渐趋活跃。
这个总称为“鲜卑”的民族集团，起源于今大兴安岭东麓，当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帝国在西汉武帝以来连续打击下解体后，他们逐渐向西迁徙，吞并融合残余的匈奴部落及从西伯利亚南下的丁零族，力量逐渐强大。
东汉末年及曹魏初，鲜卑先后在蒙古草原上建立起以檀石槐及轲比能为首的部落联盟，其内部社会关系也逐渐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曹魏末年到西晋初期，鲜卑慕容部、宇文部、段部据有辽东、辽西；拓跋部雄居塞北，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其政治中心，并先后与魏晋政权发生政治联系。
鲜卑乞伏部及拓跋部的一支迁徙到今陕西、甘肃北部边境地区，而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则移居到青海草原。
在内徙的乌桓、匈奴、氐、羌等少数族中，一部分成为西晋政权的编户齐民，承担封建国家规定的赋税徭役，其主体部分则族聚而居，虽受封建国家的控制，但各自有王、侯、部帅等首领。封建政府的剥削、王公贵族对少数族人口的掠夺以及与汉民杂居时造成的民族纷争，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少数族首领也往往利用这种矛盾，伺机获取自己的政治权利。
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境内的鲜卑人秃发树机能举兵反晋，西晋损兵折将，直到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才将其镇压下去；
泰始七年，南匈奴右贤王刘猛起兵反晋，因其内部不和迅速败亡；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匈奴豪族郝散起兵攻上党郡（治今山西黎城南），不久战败被杀；
元康六年（公元296年），郝散弟郝度元率冯翊（治今陕西大荔）、北地（治今陕西耀县）一带杂居的匈奴人和羌人起兵，秦州（治今甘肃甘谷西）、雍州（治今陕西西安市）二州的氐人和羌人群起响应，推氐族首领齐万年为皇帝，到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才被西晋政府镇压下去。
曹魏末至西晋时，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注意到少数族内徙后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并提出种种解决办法。曹魏末年，邓艾就曾向执政的司马师建议遏止匈奴南单于统辖其部民的权力，逐渐将关中地区与汉民杂处的氐人和羌人迁到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区；
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御史中丞傅玄又请求在今陕北地区新置一郡，将秦州数万鲜卑人迁到该郡及其毗邻的安定郡（治今甘肃泾川北），以绝后患；
太康初，侍御史郭钦又提出将居于关中的氐、羌迁到北地、西河（治今山西离石）、安定等郡，募徙汉民充实上郡、冯翊，以死罪囚徒及中原兵士之家充实平阳（治今山西临汾西）北部各县，防止匈奴势力的发展，并“渐徙平阳、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北）、魏郡（治今河北磁县南）、京兆（治今陕西西安市）、上党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使“裔不乱华”。
及关中氐、羌、匈奴等族共拥齐万年反晋，晋山阳县令江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论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而各少数族“以贪鄙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是隐伏的大患，因此提出具体的“徙戎”措施，“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
西晋时，各少数族内徙的各种原因并未消除，政治经济基础薄弱的西晋政权要解决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问题，也难骤收成效，而沉迷于奢侈的西晋统治阶层也不可能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因此，江统等人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提出的种种迁徙少数族的措施，不可能实行，他们对少数族乘机起兵的忧虑在西晋末年终于因八王之乱而成为事实。内徙及将要内徙的各少数族不仅将西晋帝国送入坟墓，而且在其后两个多世纪中，在中国北方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
（四）西晋的瓦解
1.政坛奢侈之风与清谈之弊
西晋皇室本出世家大族，又因执政而夺取政权，魏代公卿大臣亦为新朝开国元勋，没有经过艰难的创业过程，西晋建立后，也少有励精图治之举。
晋武帝虽在灭吴之战中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但他过分优宠贵戚大臣，听任其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晋武帝本人也追求享乐，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下令选取公卿以下女子充入后宫，禁止百姓婚娶，灭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5，000多人全部收取，宫女万人，许多人受到他的宠幸，以致于他无所适从。
他还卖官取钱以供享乐，被人当面指责为不如东汉桓、灵二帝。上而如此，下必甚焉。太尉何曾衣服装饰，极尽奢华，一日餐费达万钱，还说没有可口的饭菜。何曾子何劭亦官至三公，奢华超过乃父，每日生活费高达二万钱。
侍中和峤竟用人乳养小猪以供蒸食。当时贵戚王恺、羊琇、石崇等人均以奢华相较量，石崇与王恺斗富，任意毁坏大量财物，夸示豪富，则令人触目惊心，可是晋武帝不但不加禁止，反而推波助澜。为了满足奢侈的需要，贵族官僚们广占土地，掠卖人口，视钱如神。时人鲁褒曾作《钱神论》加以讽刺说：“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
谚曰：‘我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
权贵们在生活上极尽奢华，对政事却不加用心。西晋时，玄学盛炽，玄学人士手中挥舞标明身份的麈（zhu，音主，兽名，形如鹿）尾，以《老子》、《庄子》及《易经》为“神聊”的主题，追求一种放达而无拘束的生活，其末流则以沉醉不醒，**相逐为荣。
当朝权贵如王戎、山涛等均为玄学名士，他们追求玄学所倡导的“自然”，但又舍不得放弃权势，于是宣扬一种周公、孔子“名教”与“自然”相同的说教，表明自己虽身处朝堂，内心却在自然山水之中，因而他们一方面官高位显，一方面又怠弃政务，参与清谈，以短言隽语博取名誉。
王戎堂弟王衍在晋武帝末及惠帝初历官黄门侍郎、尚书令，而终日“唯读《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
在他的影响下，尚书郎以下官员也羞于谈论儒家伦理及致治之术，以废弃政务者为高雅，流风所及，“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当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之时，为政者却崇尚清谈，追逐玄虚，后人常指斥王衍等人以清谈误国，确实没有错怪他们。
2.八王之乱
西晋封宗室子弟为王，又让他们充当都督，出镇战略要地，他们“或出拥旌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欲以此拱卫司马氏皇权，反给他们争逐皇位提供了条件。
晋武帝建立西晋，不忘其父、祖司马昭、司马懿等创立之功，将他们的子弟均封为王，又为他死后皇位继承人之争埋下了祸根。因权势争夺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使西晋政权崩溃的八王之乱，正是不同派系的司马氏宗王之间的厮杀。
八王中，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儿子，河间王司马伷、东海王司马越也是司马懿一系的人物；齐王司马伷是司马昭的孙子，因其父司马攸曾过继给司马师，名义上又是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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