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娜当时没顶嘴，扶着我离开了休息室，在走廊里，开始絮叨阿妙的不是，结果被折返的阿妙听着了。两人当场起了冲突。
阿妙讥讽娜娜是没人要的东西，让她赶紧滚，别在歌厅丢人现眼。这话恶毒无比，被激怒的娜娜一个耳光扇在阿妙脸上。阿妙火冒三丈，用对讲机呼叫内保抓人。
离开酒店，娜娜和我回到她的住处。
联想到以前争经理时被阿妙算计，娜娜新仇旧恨涌上心头，背着我买凶强哥，让他教育阿妙，结果酿成刑事案件。
事情至此，从法律层面，还不关我什么事。问题是，娜娜潜逃北方前，在26区的重庆火锅城大宴宾客，当时我在场，并且在场的就我一个男的。
吃到最后，包房只剩娜娜和我，娜娜明确告诉我，她让人修理阿妙了。
我当时就很担心，如果是小修理还行，如果是大修理，娜娜说给我听，这事就跟我有撇不清的干系了，至少，我是知情者，知情不报是个问题。
我一向不喜欢举报，从道德层面说，举报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有段时间，在我们这儿，妻子举报丈夫，学生举报老师，整个社会弥漫着举报的氛围，酿就一出巨大的民族悲剧，遗祸至今。在前苏，在东德，都曾有过这样的时期，公民之间缺乏信任，互相提防，互相告密，其结果就是共同生活在恐惧当中。
我虽然懂得很多，懂得做模具，懂得一些诗文，还懂得一些哲学，但却不太懂得法律。对于当下知情不报是否入罪完全不知道。但我知道，在西方国家是不入罪的。我还知道，在以前，知情不报是有罪的。
不喜欢举报不等于永远不举报。
如果知道有人杀人了，放火了，危害公共安全了，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可能会去举报。这是更高层面的道德。良知会促使我这么做。
但娜娜买凶不属于这种情况，即便我知道这件事，也没打算向警方报告。
娜娜临走那天晚上，在重庆火锅城，在整个包厢只剩我们两个的时候，她托我打听阿妙的情况――有没有住院，有没有住满一个星期，然后打电话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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