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回到了国内，我无法正面直接甩开邵志纲和‘二狗蛋’一起回部队汇报，尽管‘二狗蛋’建议让我直接把邵志纲引入我们自己的伏击圈内抓起来，但我怕因此回到部队之后就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思出来找祝老报仇，所以苦思冥想，以时机未到的蹩脚理由拒绝了‘二狗蛋’的提议。‘二狗蛋’摇摇头直叹气，明知道我心中的盘算却不点明，只是无奈地劝说让我自己小心，而后就担着偷偷回家见亲人的名头也和我们分开了，离开之前淡淡地让我在确定好如何行动之后联系他。
我明知到‘二狗蛋’如此说只不过是想给我保留最后的一分退路，让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记得还有组织，还可以找他们帮忙，而不是以自我的想法为中心胡搞，我也很感动‘二狗蛋’在这个时候还在为我的退路做考虑，庆幸着自己还有卧底的这一重身份可以借助，可是当‘二狗蛋’回到部队之后杳无音讯、从他电话里传来了指导员的声音之后，我才晓得，我的这些庆幸只不过是自己没有看清楚从前的奢望。在指导员看来，从我们到了老挝断了联系之后我就已经不受掌控脱离了组织上安排的路线了，在我恢复了自由和孔皓一起游走在老挝的各个城市之中时，我曾经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联络上组织，比二排长他们在金三角要容易得多，可是我都迟迟没有行动，以至于后来我们在据点内被祝老和老铁算计使得‘二哈’和‘萨摩’受了伤，孤儿院战役当中的变态杀人方式，在指导员的严重都成了重大的罪责，全都是我患上斯德哥尔摩症状导致变节征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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