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diǎn，君主作为君主立宪制的核心，是否能获得国内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至为关键。日本天皇在这方面有巨大的优势，万世一系虽然是自说自话，不过天皇一直是作为日本的最高精神领袖确实可以考证。天皇作为举国拥戴的国家元首，影响力巨大却全无历史包袱。而中国式的封建却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皇帝的权威在不断的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已经大打折扣。说到这，我们还不得不提一下那拉氏对君主立宪制的致命一击，作为亲手扼杀了维新变法的清廷最高统治者，虽然在庚子国变后，似有所清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君主立宪的步伐。然而，在最关键的时刻，即在光绪三十四年其去世之前的几日，她毒死了光绪皇帝，改立当时只有三岁的宣统。可以说，她的这一行为，彻底埋葬了晚清立宪成功的最后希望。光绪死后，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难道能让全国人民拥护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担任须有崇高威望而且对政治纷争拥有最后裁决权的君主反观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精英们，对维护天皇制达成了高度一致。无论是伊藤博文、西乡隆盛乃至普通武士和民众对此政治底线高度捍卫。”
“虽然中国的共和制在推翻了满清的基础上建立了，但是这是在中国已经没有了举世公认的权威领袖的情况下，才选择的政体。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势力试图进行君主立宪的探索都意味着对推翻满清的复辟，即使这个皇帝是汉人来坐。不过在经历了十五年的坎坷共和路之后。不管是国会的议员们还是田间地头的乡野农人都已经发现，他们失去了统一的引领，或者说精神偶像。在共和民主的菜市场上，人民看到的是如同泼妇骂街的斗争，而非曲直无人能来评判，任何打算树立权威的人都会被别人来进争斗的泥潭，最后大家都像是在泥地里互相冲撞的野猪，各自滚了一身泥巴，再无半分区别。一个政治家或许能考虑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政客们却善于把他们一起拉进政争的泥潭。如果我们能选择一个能获得绝大多数公民所认可的人来坐那个精神领袖的位置，我们还会担心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被一帮政客玩弄在股掌之中吗”邓先贤在文章中的这段话几乎已经挑明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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