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官府显然没有这种顾忌，不论是前朝的县衙门还是现在共和国的县政府，他们显然对于“天高三尺”的兴趣都是一致的。（不得不承认东方人的幽默往往表现的更加黑色一些，他们在绝望的环境里通过这种幽默来表达自己的无奈。）
因为南方的共和国政权对于自己政权的长期性表示非常高的质疑，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这里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土匪）。
比如广西玉林地区的军政长官黄骐（革命党人，还曾经参加过镇南关起义），比起当地的土匪却更加心狠手辣，一种捐税到了玉林就要完成几种。如酒税，到玉林便有了购米税、蒸馏税、入瓮税、卖酒税、喝酒税等等。有一次，玉林诗社以“诗”、“酒”二字举办征联竞赛，有一副获奖对联是这样的：
“将军囊涩加征酒，政府事忙漏税诗。”
黄骐知道了这件讽刺他的事情之后，就下达对做诗的人每人征收收入的30%、获了奖的征收20%的税。此令一出激起了民愤，但是显然没有能让南京城的那位伟光正的乔夫大总统阁下有所反应，或许因为他的部下中像是黄骐这样的官吏是非常常见的。”
书中第五章官匪一家中是这样记述的：为了追求报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反而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和这位女记者谈话的时候提到：
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宣统年以后，时通时阻，共和肇始，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丁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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