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时候,我松开抓住安德烈衣领的手,缓缓下跪。膝盖还没碰到沙子,就被安德烈扶了起来。“是我误会了你,”他轻轻说,“不愧是大元帅的养子,您还是为维拉迪摩同志洗清了冤屈。”
“对了,你看到我给你的解药了吗?”我的问题引起了安德烈的一个新问题。“说起来,那个解药好奇怪的样子,”安德烈有点疑惑,“那个是血清吗?”
我的表情有点凄凉,尤其是在月光的沙漠下。“的确是血清,”我苦笑着说,“那是我的血清,在这种用于彻底戒断毒品的解药当中占到了主要原材料的地位。可惜从十年前偶然发现到现在,也没能找到替代品和廉价复制技术。”
安德烈看起来对此不置可否。其实我不想告诉他,要不是中央科学院的科学家同志们实在看不惯有些“红色贵族”子弟靠权势弄来这种东西肆意吸毒,这东西早就实现大范围的军用了;我还没有人告诉他的是……我也不确定这个“发现”是否真的是意外,是不是苏联中央科学院唯一的发现。
我总觉得,还有些东西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更可怕的是,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洛马诺夫极有可能知道,而他绝不可能告诉我一切。
也许尤里会告诉我。随即我开始嘲笑自己:尤里知道?就算他知道,他会告诉我吗?他是我们的敌人……
“说起来,我们现在该离开这里了,”我扶起向西跪在地上的安德烈中将,轻轻说,“我以贝利亚同志的名义保证,洛马诺夫不会清算您的。”
“我已经没脸回去了。”安德烈凄惨地苦笑道,“当年维拉迪摩同志无故把我关进格拉古监狱,就是为了让我能在所谓的九月逆流之后,替他和牺牲的战友们看着平反昭雪的一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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