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在鼎盛时期统治从东亚到中亚、西亚、东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帝国。蒙古帝国的建立加速了东西方的文化、技术交流，促进了多民族的文化交流。整个丝绸之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只有一个国家控制，这使得东西方的商贸往来比其他分裂时期要容易得多。
成吉思汗曾梦想让青天之下皆成蒙古人之牧场，在蒙古的扩张过程中，无数的古代文明遭到毁灭，无数城市被被摧毁，恐怖和大规模灭绝反对者是蒙古人屡试不爽的战术。
伊斯兰世界的东半部经历了恐怖的死亡与毁灭，由于大屠杀和饥荒，波斯的总人口从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一百一十万。在中亚河中地区和大呼罗珊，自希腊到巴克特利亚王国时期建立的水利灌溉系统被彻底毁灭，同时也伴随着无数良田荒芜和成为沙漠；在西亚，自阿卡德帝国和古巴比伦时期建立的水利灌溉系统被彻底毁坏，大量良田荒芜。
西亚地区的耕地面积至今未恢复到蒙古人入侵之前的六成，中亚、西亚及东欧至少有七十多个城市遭到蒙古军屠城，有的城市甚至被多次屠城，给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痛苦记忆。
匈牙利王国当时二百万人口中的一半在拔都进攻下都死于蒙古的入侵，基辅罗斯几乎所有的城市均被摧毁，投降者作为奴隶，大部分因繁重的劳役很快死去，战俘则加入蒙古军队继续西征，大约一半的俄国人死于蒙古入侵。中国人口在蒙古入侵的七十年间因战争和包括因战争造成的各种原因被消灭了一半，在蒙古入侵以前，中国包括金朝、西夏、南宋、大理国人口约有一亿四千四百万，甚至更多，而到蒙古完全占领只有七千万人。
成吉思汗允许民众自由地传播有关他与蒙古人的最坏的和最难以令人置信的传闻，当时成吉思汗意识到，传播恐怖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士兵的行为，而是通过文人的笔。蒙古人操纵宣传的机器并且经常夸大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意图散播恐惧。
尽管蒙古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杀戮，并几乎是将死亡当作一种政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死亡当作是制造恐怖的一种思考方式，但他们却以一种影响重大而又令人吃惊的方式，脱离了那个时代的普通惯例。蒙古人并不实施严刑拷打、毁伤肢体或使人残废，在那个时代，战争通常是以一种恐怖的形态来进行的，而且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通过公开拷打或骇人听闻的断肢毁体方式，使用原始而又野蛮的策略，向民众灌输恐怖和惊悸。
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都依凭这些骇人听闻的手段，通过恐怖来统治自己的民众，通过惊骇来打击敌人的信心。与同时代文明军队的恐怖行为相比较，蒙古人并不是透过凶猛而又残忍的行为来引起恐怖的，而是由于他们快速而又有效的征服，以及他们似乎完全轻视富人和有权势者的生命而引起恐怖。
与传播的恐怖传闻相比较，起初向蒙古人投降的那些城市，得到了宽大而又仁慈的对待，于是那些城市居民就天真地怀疑起蒙古人的能力。投降之后，很多城市起初都忠顺地服从，而一旦蒙古人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就马上反叛。由于蒙古人仅留下少数几位官员进行管理，而且又没有驻扎小部队留守城市，居民们误以为蒙古人的撤退是虚弱的表现，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蒙古主力部队将再也不会原路返回。对于这些城市，蒙古人是毫不留情的；他们迅速返回叛乱的地方，并彻底地摧毁它们，一个被彻底毁灭的城市是无法再次叛乱的。
在蒙古钦察汗**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时，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进城内，这是西方社会有纪录以来第一次细菌战。鼠疫原产中亚，携带者是土拨鼠，在蒙古帝国之前鼠疫曾多次传入中国，所以虽然中国也曾发生过地区性鼠疫传染，但中医在与鼠疫的反复斗争中逐渐累积起经验，而欧洲人则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鼠疫。
在卡法的一个热那亚商人将带病的跳蚤无意间带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共和国，于是鼠疫在欧洲广泛传播，最终造成二千万人死亡，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因为鼠疫患者皮下淤血、全身发黑而死。
黑死病使得当时欧洲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人的关心的人文主义随之觉醒。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谈就是薄伽丘在黑死病泛滥最猖獗的时期写成的，描述发生在意大利的可怕瘟疫，欧洲就此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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