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爵位有时不代表受封人的实际权力，往往是豪门势力强弱的标志，很多有实权的官员、执政官甚至没有爵位，例如乐广、刘毅等，有的三公爵位也不高，魏舒是司徒，胡奋是尚书仆s都是子爵，贺循、索靖都是司空，但爵位都不高，庾纯是中书令、向雄是侍中也仅是关内侯，与近代西方伯爵、子爵当首相性质相仿。封建社会在晋朝开始将封户转虚封，是继曹魏将爵位转名号虚封后的发展，但是依然保留授户。
晋朝的爵位虽然是开创了封建社会的先河，丰富了封建制度的内容，使封建制度更加系统化、完整化，但是基本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本质，只是提高了中小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为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打下基础。
而在杨柯的封爵和官制上要劝进的大臣们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第一是要能合乎礼法，不能太过标新立异。第二是要能让爵位与权力实至名归，不能虚封，也不能爵高权轻。就好比后世的行政级别与行政职务职务要对等一样。给你个国级的行政级别，但在中顾委担任顾问，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充其量你能享受独栋别墅和专职司机、警卫员、保姆待遇，但没有实权是一个道理。所以，在以刘伶为首的这一帮文人的撺掇下，苦思良久、引经据典、思前想后，他们的奏疏上给杨柯安了一个“豫王”的称号，同时兼领太尉与丞相职，兼领洛阳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河南王、军委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兼北京市市长。真正的党政军大权一把抓。而且在晋代，豫就是京城洛阳的所在地，名为豫王，实际是首都的统治者。本来以为这一番提议为被一些朝臣当面驳斥的体无完肤，甚至会直接被斥责为乱臣贼子，但没有想到的是，所有人都鸦雀无声，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提出。杨柯也不由不感叹，刘伶等这帮手下的心机与权术确实是技高一筹，能让满朝文武都闭上嘴，选择站在了杨柯这边，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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