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和海盗商人勾结的官僚阶层。实际上只关心短期利益分割。而对包含巨大风险的海外开拓不会感兴趣。从而不会倾注半点心血。因此那些违反海禁的海盗商人固然可以获取短期的经济利益。但是沒有政治势力支持就沒在大陆取得稳固的基地。沒有基地注定了中国海外商人集团联盟在海外发展时。缺乏跨越国界的政治经济支持。从而无获得长期的经济回报。到头來使得中国的经济贸易长期困守近海。最终在西方的国家和商人结盟的重商主义贸易体制面前不堪一击。
巴拉达斯是看着中华公司发展壮大的。他急切地找到了郭居静。两人对澳门的命运不是太感兴趣。而是在一起讨论起尹峰这个神秘的人物。
郭居静叹息地说：“这个人完全是不应该存在于当今中国的。我已经写信给中国教区负责人利玛窦神父。请求将台湾升格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分教区之一。您将是台湾的主教。我也申请去台湾考察。巴拉达斯教友。您如何看。”
巴拉达斯考虑了一下说：“台湾的宗教环境应该沒有问題。我想我可以说服尹船主扩大天主教传教范围。问題不在于这里。这个东方国家的商人。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而欧洲则组织起在世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合股公司。如同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最关键的是欧洲的商人有着国家支持的。皇室和国家政府为这些海外商人拓展做后盾。吸引各种分散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因此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使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的财力的限制。谁也无期望与强大的有国家实力支持的商人竞争。而中国商人的单枪匹马归根结底是因为被朝廷无情抛弃。我在來中国之前听说。1585年。三个中国商人带着货物來到墨西哥。最后他们到了西班牙以及更远的各个王国。无疑地。这三个中国商人对于追逐财富的热衷并不亚于西班牙人或荷兰人但是他们航行是为了躲避他们的政府。而不是作为政府的特使。”
“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对于巴拉达斯大谈商务问題。郭居静有点迷惑。
“我的意思是。中华公司是个类似欧洲股份公司一样的团体。唯一的区别是它虽然沒有国家朝廷支持。但是他们取得了台湾作为稳固的基地。还有沿海各地中国人的支持；靠着中国无穷无尽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正在崛起为东亚海上的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这样的奇迹全靠着一个人的努力。尹峰。”
郭居静冷冷地笑了一下：“巴拉达斯神父。你对侍奉上帝之外的事务。也是那么关心啊。无论这个中华公司是什么性质的东西。至少现在对我们传教士有利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担心中华公司成为葡萄牙王国在亚洲殖民地的威胁。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还能利用中华公司的势力。用來开拓我们教区的范围。而且。假若你的说是事实。那么我们更加需要和尹峰这个人加强接触。”
中华公司撤走之后。在澳门留下了200名武装水手。作为新开张的公司商馆护卫队。对外称是华人自卫队。属于澳门市政议会管辖。在中日贸易舰队回到澳门之前。这“华人自卫队”就成了澳门如今仅有的武装力量。
郭居静跟着巴拉达斯一起去了台湾。回归台湾的路程上。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可谓吃不好睡不号。因为整个船队不但增加了上千的人员。还突然增加了无数货物要运。船上的所有空间都被利用起來了。导致两位传教士晚间不得不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增加的人是公司在广东沿海招募的疍民水手和收编的广东海盗。这其中还包括在广州码头帮助过韩京的码头苦力孟大哥一伙。多出來的货物则是澳门葡人用以抵偿赔偿款的货物。尹峰甚至派人把澳门所有的武器装备搜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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