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一直追踪关注着程贵阳的命运，或者说关注着这一恶性-事件的进展。在采访程贵阳的日子里，她的感受十分复杂，感觉这个人总在愤怒地骂人，但其实骨子里“很自负”，他说因为他的朋友太少，没有人替他说这些，所以他只好自己说了。
是这样子么？她一想起来就忍不住问自己。
事情没发生之前，“逼”得程贵阳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阴冷的书房里自己对自己“乱说实话”，太不应该了。
采访结束后，她认为自己虽说不是他少数几个朋友中的一个，但毕竟全面深入地了解了这个人的所思所想和前生今世，又凑巧都能读会写，知书达理兼下笔如有神，所以，她这篇报道非常官方，只是向老总交差敷衍了事，走的是千篇一律路子。
然而，私下里，每天班上班下她都把自己锁在办公室或客厅里，研究那本《犯罪日记》和采访笔记（听录音），不知程贵阳的是否能写完，而她已经在赶工，在写下一部作品了。
有天晚上，她刚开了个头，突然想起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坦言：“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人能管了。”原广西李乘龙也感叹：“党给我的权力太大了，没人敢监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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