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当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而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东西，但它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吗？如果阶级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言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对案件一个一个地做个案分析？
只要是富人，就通通送进监狱，只要是穷人，就通通放走好了。人民群众的□□并不是提倡人人自我中心，而是每一个生命，不管穷富、美丑、智力水平，都值得小心翼翼的对待。
柳雅致最后问程贵阳，“你杀人的时候，会思考你所作的事情吗？”
程贵阳摇头：“不想”。
柳雅致回想起来，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一切犯罪事实的起点都在于面对一个又一个受害的人并且潜意识里发问：如果我是他呢？
第二次前往看守所采访，是两天后的一个早晨。
前次采访的成功——程贵阳并没有拒她于千里之外，给她巨大成就感。她再次跟市公安局长刘国权提出书面申请，希望大干一场。理由很多，十分充足，其中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深入采访，帮助警方了解和分析这个特殊的人物，这种特殊的情况，也许这代表了一部分社会心态，让他把审讯时没有说出来或者说讳莫如深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
这次支队长没有陪她来，但张铁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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