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贵阳转头面对柳雅致：“记者，就看你的文章怎么写了。”
又补充一句：“你不写，日后我写。”
支队长看到大队长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自己。
“我很愿意，”他回答，“既然我认定这个家伙是重大犯罪嫌疑人，现场搜查又没有结果，我愿意为我说的话负责，脱下这身警服。如果最后有证据证明他无辜，那样的话，我就要穿上我最喜欢的西服，戴上帽子，走到阳台上，向你们挥手，就像当年被迫离开去向你们告别一样。”
张铁山可没有被他的玩笑打动。
没有人愿意承认错误和失败，如果对市委秘书采取措施和搜查行动本身出现失误，那么他愿意代支队长受过，脱警服，他先脱——突然，厨房外面墙角那堆足有十吨的黑色原煤引起了他的注意，眼睛突然一亮。
后来面对女记者回忆那电光石火般的一瞬间，刘海洋说那天同意请她进入搜查现场，到张铁山阻止他脱警服，可不仅仅是面对媒体和同事间的工作方法，表演给柳雅致和嫌疑人看的。
那是张铁山对搞刑侦的一丝感觉——他渴望为自己摆脱困境而不是为别人工作。“采取措施和搜查确实具有一定盲目性，压力太大了，我们这些当兵的能怎么办？不采取措施又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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