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显然的戴戡陷入到了这个圈套，而没有能够正确的分析局势，他自以为得到了王华的支持，或者说，王华已经按照他的理想的状态而改变了，而且他也想方设法的将袁祖铭从贵州暂时调离了，他以为仅仅凭借刘显世现在所拥有的部下，本根不能够与自己相争斗，但是他万没想到，在自己享受着的同时，刘显世的几步棋，已经将他逼入了一个困境当去！
两派之间的争斗由战斗转入暗杀，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元年，民国元年十二月，时任军政府东路巡按使的何麟书“奉令”讨伐“自、治社，何麟书这一举动，证明了那个时候的“宪政派”暂时性的取得了贵州的部分兵权，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如此的对“自、治社”进行这样毁灭性的行为了，不过虽然何麟书等人谋划完备，且又由何麟书亲自挂帅，但是当他的部队与“自、治社”的队伍在铜仁，正式接火之后，何麟书发现自己这一次的胜利的可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铭率军与何麟书在铜仁激战七日，将何麟书部几度围困，在何麟书败局将定的时候，幸被滇军所救，但是何麟书请求滇军将领帮助其“剿灭”席正铭部以及自、治社控制下的所有军队的时候，却被滇军将领拒绝，其理由是滇军救援何麟书部完全是为了国家军队建设考虑，他们不能够眼看着国内的部队，因为一些所谓的“大事”而相互间消耗各自的力量，因为贵州与云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们不能够因为贵州的局势发生改变，同时在外晦不明的情况下，消耗贵州的军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书的请求还是因为滇军毕竟是云南的军队，而且这一次何麟书部与席正铭部的交锋也是因为贵州内部内政的问题所引发的，而滇军如果过度的介入的话，那么将会在政、治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滇军在救援过何麟书部后，便不能够在参与到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之，当然了，滇军也不可能因为他人的斗争，从而从根本消耗自身的实力。
宪政派因为何麟书的战败，从而使得其在贵州的政、治舞台，失去了往日的色彩，虽然在贵州内，尚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得来的部分权利，白白的交还到了自、治社的手。这样的局势下，虽然宪政派没有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贵州的影响力，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且如果能够给自、治社足够的时间的话，那么宪政派或许真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耆老会的众人，在思想颇为老旧，趋于保守，主张“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国其它势力及思想染指贵州，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此前，何麟书在铜仁被困时，孙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调解。两代表调解未果，赴贵阳途，在凯里炉山被害，而至于到底是什么将这两位不辞辛劳，前来调解的要、员弃尸荒野却不得而知，成了所谓的“无头公案”。
何麟书从此即背“瓜田李下”之嫌。民国政、府基于贵州“耆老会”所持政治态度，主观臆断贵州“旧派”有害两代表之动机。当然了，这是不准确的，但是基于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实，所以他们这样看待老旧派的问题，也无不可。
虽然耆老会的人，年龄偏大，但是他们其实体力包括身体素质并没有什么问题，之所以称之为老，还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有一些跟不，但是处理一些当地的事务，恐怕那些自治党以及宪政派的人，未必会他们处理的出色，而且也绝不能说，一定的能够他们更能够造福一方。
所以即便是自治党掌权，在一些事务，还是交由耆老会人去自行处理的，而之所以会有后来的二二事件，实际是因为但是自治党的一项决策出现了错误，那是他们保留了耆老会与宪政派的名头，这也等同于承认他们还是合法的存在，当然了，当时自治党的想法应该是希望两家 之间能够相互掣肘，相互制约，相互吞并，从而不断地消磨两家的实力，到最后让他们来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而后再由自治党，将他们一举收拾掉，做到一箭双雕。
想法是好的，而且这也不乏为是一个最为适当的方式毕竟无论是耆老会还是宪政派，只要保留了他们的名头，也表示承认了他们的合法权利，那么既然合法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的理由能够让自治党一口将他们吞并，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态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预期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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