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抽到一半,我掐了。起身去洗了把脸。镜子里的人,脸上湿淋淋的。水顺着下巴滴下来。我盯着自己看了几秒,说了句:“你也不容易。”然后回了卧室。
女儿他们回来那天,我去接了。外孙从出站口跑出来,抱住我,说:“外公,大理可好了。以后我赚钱了,带你去。”我说好。他晒黑了些,牙齿白晃晃的。我拍拍他的背。他身上有阳光和青草的味道,没有半点地底的阴气。我放心了。
又过了段日子,有天晚上,我做了个很长的梦。梦里没有井,也没有墓。只有一条极窄极窄的山路。路两旁全是桃花,开得泼天泼地。我走在那条路上,不知道要去哪里。走了一会儿,看见前面有个土坡。坡上站着几个人。一个高,一个矮,一个瘸着腿,一个抽着烟。我朝他们走。他们朝我笑。狗子挥挥手,说:“老楚,来啦。”老痞说:“就等你了。”谭二用拐敲了敲地,说:“快点,别磨蹭。”我走得更快了。风从山坡上吹下来,把他们的影子吹得晃来晃去。我走到他们跟前。谭二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让了个位置。我站进去。几个人并排站着,谁也没说话。太阳从我们背后升起来,把影子拉得老长。那影子落在地上,像一群终于凑齐了的人。
醒来时,天已经大亮。我躺在床上,没动。心里却无比踏实。我摸了摸自己的脸。那疤还在。可脸上的泪是新的。我笑着擦掉,起身拉开窗帘。海风呼地涌进来,带着光。妻子在厨房里喊:“起了?粥好了。”我应:“来了。”
日子还是照旧。可我知道,从那个梦开始,有些东西就真的散了。我身体里那根绷了半辈子的弦,终于松了。像一条走了太久的弦,轻轻一拨,不再“嗡”地响。它只是轻轻地、轻轻地停了。
那年夏天,我抽空回了趟老鸦坡。是一个人去的。坡还在。那棵枯死的老树已经彻底倒了,树干朽成一条黑褐色的长痕。谭二的小屋连根桩子都不剩了。天坑还在,被野草和泥土填了大半,坑底生出一片密密的芦苇。风吹过时,芦苇“沙沙”响,像在说:“您来了啊。”我在坡上坐了一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我站起来,摸了摸地上那块“镇南”砖。砖已经半埋进土里,只露出一个“镇”字。我用手把它按实了。
“二爷,这地方以后就交给你了。”我轻声说,“我走了。”
风起。芦苇弯下去,又直起来。像在点头。
我从老鸦坡下来,没有再回头。南方的山在我身后,越退越远。最后变成一片灰蓝色的影子,和天连在一起。我知道,这一次,是真正的别离了。我与这些山、这些水、这些埋在地底下的旧事,都到了该各自安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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