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希望美国如果不是永远，那么，至少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个农业国。
在1785年，杰斐逊给约翰·杰伊的信中写道:“耕种者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是最活跃、最独立、最道德高尚的，他们被最耐久的纽带同他们的国家连接在一起，并且与国家的自由和利益融为一体。因此，只要他们能在农业中找到工作，我就不会把他们变成海员、工匠或任何其他人……我认为工匠是助长罪恶的人，是被用来全面颠覆国家一切自由的工具“。在1804年杰斐逊仍然在信中写道:“让我们所有的劳动力都从事农业劳动岂不是更好吗?……我们应该承认农业工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从事制造的工人占有优势“。其实，杰斐逊坚持这样的想法，也跟美国地广人稀的国情有关，以及基于“为了消除尽可能多的战争起因，我们最好把海洋完全放弃“的中立国思想有关。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杰斐逊对维持共和政体、保障人民的自由有着近乎疯狂的执着。
司法观点
杰斐逊认为法官应为技术性专家，不能设定政策。他谴责最高法院于1801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一案中的判决为违反民主，但无法在国会中取得足额支持以提出宪法修正案来驳回该判决。他在《对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的批评》中指出:以法官为一切宪政疑义之最高仲裁者之说法十分危险，任何释宪的法官皆可置我等于寡头独裁之下。我们的法官既与常人一般正直，亦无逾常人。法官们对党派、权力与自身特权之偏好，亦无异于人。他们的权力最是危险，因其为终身职，且不如其他部门一般对选民负责。“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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