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2925年至今。各地的田赋还有永息就再也没有征足过，而且就算能征上来一点，也仅够维持乡镇一级政权和乡村小学的运营，县省两级的财政全靠营业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小税种维持，除了几个大都会，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日子全都过得有点紧巴巴。至于现下的联邦税主要是统税（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利息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烟、酒和奢侈品）等几个同工商业挂钩的大税支持，所以手头还不算太紧。
不过田赋永息征收日益困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基层政务官中普遍存在的“欺上媚下”现象。当然了在田赋难以足额征收的“媚下”行为中得益最大的，还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同时当选的乡镇政务官，也大多出身地富阶级。因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中华联邦的民主制度在让普通农民得到些许利益的同时，并没有真正触动农村地富阶级的利益，而在这种新的政治博弈关系中受损的，其实是政府自身的财政……如果不是中国在2920年前后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使得财政的重点可以从田赋转向工商税收的话，想要实行现在的这种民主制度肯定会把自己的财政给搞崩溃的！
“总理，我看这个莫沙夫模式是可以试着搞一下的，可以在北疆和远东两处先搞试点。”周e来这时郑重地看着常瑞青，他曾经多年领导西北和远东地区的工作，对那里的农村情况非常了解。“北疆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三四十亩左右，典型的地广人稀，而且贫富差距很小，居民也来自五湖四海，没有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同以色列国的情况非常相似。至于远东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要小一些，只有十一二亩上下，不过也远远超过内地，而且这两年远东和族大量移居城市，他们的土地或转租或抛荒，如果能够提前允许转让，应该会很快让远东民国农民的人均耕地占有面积进一步增加，从而达到组建莫沙夫农场的标准。”
“可以在北疆和远东推广莫沙夫模式，可以先试点，等得出经验以后再在整个联邦推广。”常瑞青轻轻转动手中的茶杯，思索了一下，又补充道：“另外，还可以可以在即将成立的日本四省和爪哇省推广莫沙夫模式。”
说到这里，常瑞青停顿一下又说：“莫沙夫是个洋名，我们这里可以叫做农业合作社，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单位应该是家庭农场，每个农业合作社所属的家庭农场应该是相互邻近以便管理。每个家庭农场的人均耕地面积应该高于20亩，原则上不设上限，也可以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加入，但是农业合作社同时还将是最基层的政权，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权属于社员大会。社员大会将负责选举一个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由委员会处理农耕、教育、文化、卫生和吸收新成员等事务。所有合作社社员均有权参加社员大会和委员会选举，社员在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任职全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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