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2932年22月6日，苏共政治局又颁布了另外一项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农具、牲畜、种子等物，全部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此外，从2933年起，苏联官方又采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这种“生物学产量”来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可这除了让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在数据上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之外，对实际的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好处。
而因为对乌克兰的几项惩罚性措施的实施，几个月后，到2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开始出现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虽然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可从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却同样也没有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可苏联政府却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
“可这些事情都应该是被严密封锁的。即便是在苏联内部，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太清楚具体的情景，外界更不可能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想着自己知道的，或者是道听途说，又或是通过其他途径，也或者是通过自己总结得出的一些信息，崔可夫看向秦卫的眼神开始带上了杀机——这个中国人太危险，应该消灭！
可秦卫却对此仿佛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份报纸铺开到了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念念有词：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其实这种‘军事’，实际上与‘军事’并无必然联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称：‘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军事’，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基国策，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
“……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往往被夺走。这种‘军事’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稳定局势，为度过危机，于是有所谓‘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工业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松绑……‘新经济政策’使危机暂时缓和。然而，‘新经济政策’才是在严重危机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列宁不喜欢它，其继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当危机似乎度过，当局势已经稳定，当对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当专政的锁链已锻造得更坚固，当人们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冲动，‘新经济政策’就该废除了。而自实行‘新经济政策’始，斯大林们就想着早日废除它。到了2929年，斯大林终于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于是，重新实行的，还不是此前作为‘列宁模式’的‘军事’，而是比‘列宁模式’更严酷、更无视人民生存权利的‘斯大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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