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历史书，都要删减大量的文案，仅留下几句话，把重点放在重要人士的争锋相斗上。历史意识就是对政治化后文本的天生怀疑。通过历史的手法，把那些文本历史去文本化，去政治化，才能把真正的筋骨露出来。可是在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当代，所有的政治都会被文本化，所有的文本都会被政治化，你只看得见字，看不见人，看不透字里行间的来龙去脉。但你浑然不觉，引以为真，将“大人”对自己说的假话视作事实，却又只能在真正的事实前碰得头破血流。
作为原始文本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具有历史真实的，但是作为我们印象中的物种起源、进化论和达尔文却仅仅具有政治真实。
比如说，我们一想起进化论是不是本能的就和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呢？所有近代的第三世界崛起的民族主义语境是不是都立刻能找到达尔文这一根源呢？但其实未必是，在达尔文的原始叙述中，所有上一级物种的后代随机获得遗传学特性，各种遗传学特性面临自然环境的筛选，部分属性会因为其自身的优势而凸显出来，当这种突出部和原物种之间的中间层越来越窄之后，新的物种就会诞生。在这个过程中，参与选择的绝不是集体的物种，或者是物种中的类，它首先是个体的适性在普遍参与后于无秩序中产生有秩序的过程。这分明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观点，而众所周知自由主义和强调制度理性的国家集权理论水火不容。同一种学说在不同的视野下发生了怪异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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