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们就在那样的一种气氛里面作人生的一搏，做最后的冲刺。我们没完没了地进行摸底或模拟考试，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我们紧张，我们疲惫，我们暗暗地较劲。而此时的政治气候，火药味儿已经很浓了。报纸上先是批判《海瑞罢官》，接着就批“三家村”，还有先前闻所未闻的这个倒了那个挨批了的消息在学生中流传。它将我们人性中好斗的一面给调动起来，逮着个机会即想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一番“反修防修”。让我举一个例子（因时间久远，细节不一定准确，但本质的真实是有的）：
整个“文革”之前，外语还不是主课。高考的时候也考外语，但只作为参考分。因此上，高中三年，每个星期六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就都是俄语。一些离家远的同学就可以不上，提前回去了。上俄语课比上别的课多一道程序，就是老师进了教室全体同学起立之后，需用俄语来一句老师好，叫斯得拉福斯特维介乌其介里，若老师是女的，还需在后边加上个“你擦”。有一次我们刚喊完了那一套，还没等坐下，门外就窜进来个同学。他外号嘟噜王，干任何事儿都喜欢一边干着一边嘟囔。他弯着个腰一进门儿就说是，操它的，忘了拿咸菜罐儿了。作者联想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里面是将罐叫缶的，即起哄道，嗬，忘了拿咸菜缶呢，这么重要的东西忘了拿，你是干什么吃的？哈地一阵大笑。那同学从黑板旁边的碗柜里提出咸菜罐儿，一边往外走还一边解释，窜了二里多地才想起忘了拿咸菜这个缶，这一个来回四里多地算是白跑了。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堂课上得怎么样就可想而这个知。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就会扑哧一声，同学们想起那扑哧的原因，又是一阵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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