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切谓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惟恐不才不贤者怨恨，不早罢去，故以州县委贼残害。臣谓盗贼之起，已是迟矣。若以朝廷自来处置次第，早合贼满天下。但为宗社有灵，陛下仁德所感，故未至如此。然今盗贼已起，乃是徧满天下之渐。若朝廷依旧避人怨恨，不早更张，臣恐盗贼愈多，窃据州县，或称将军，或称太尉，或称帝王，兵戈四起，所在僭伪。事到如此，生灵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还得安稳否？况今来不同汉、唐都关中、洛阳，关中、洛阳各有险固可恃，缓急有变，用兵守险，亦未能便至危窘。当日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危若赘旒者数矣。今来都城并无险固，所谓八面受敌，乃自古一战场耳。若四方各有大盗，朝廷力不能制，渐逼都城，不知何以为计，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战。
臣又复思古者乱离，无世不有，然而倾亡至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惟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国祚短促，自古未有之也。其故何哉？盖是都城在四战之地，并无险固，四方有变，直到城下，略无障碍之所致也。惟是王者能镇抚天下，常使安宁，灾害不生，盗贼不作，如是，都城可保无虞。故大宋之兴，实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祸乱，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所以坏其凶谋也。又赖太宗相继克复诸国，一统天下，更赖真宗为民屈己，与契丹、西夏议通和好，故能得此八十余年，都城无事，海内富庶，不用干戈。虽是人谋，亦有天幸。今则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契丹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朝政不举，都城无依，五代事形，已复萌露，艰虞之运，正在今日。须是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废寝忘鰞，夙夜整救，则数年之内，或致小康。若犹因循苟且，尚务偷安，不练人谋，只求天幸，臣恐五代之祸，不旋踵而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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