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凡这才知道组织上对他采取的是安抚政策。
机关里的人们对干部的任免问题一向是最感兴趣的。大家一见汪凡，就拍着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呀，年轻有为，以后当了市长，可别忘了兄弟们啦。
汪凡只是极谦虚地玩笑道：别那么讲，李先念十八岁就当军长了，我今年二十六了，才是个副科级，也不是什么官，最本质的意义是每月加六块钱，只够买半只鸡。
既然被提拔了，就不便再提调动的事。天天有人热情地道喜，心也安了许多。不久，因为马主任讲到一件事，他彻底打消了调动的念头。那是办公室政治学习时，马主任讲，他有位中学同学，后来当了作家，前几年到了德国，现在生活得并不自在，自己写的书自己摆摊子销。有人羡慕西方生活，中国如果“和平演变”了，生活的秩序就全乱了，我们当干部的干什么去？当作家的不也自己卖书去？同志们，要坚定信念哪！
马主任的这番话为什么如此深刻地触动了汪凡，他自己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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