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文学普通存在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新文学过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展现中国人的痛苦和无助，悲观和绝望，缺少那种积极乐观的精神。
在中国，普通人之间的善良友爱都是正能量，歌颂真善美没什么不好。
但以鲁讯为首的文学研究会成员都在着力的挖掘生活中的悲苦，以为把这样悲惨的人生展现出来，就能唤醒大众。
一旦有作家歌颂生活，就会被认为是在为北洋政府粉饰太平，从而受到攻讦。
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创作倾向是这个时代文学的特征，文学和政治离得太近了。
在后世，这种做法叫做上纲上线，把所有问题都提到重大原则的高度。
林子轩的《边城》就被有些人认为是在粉饰太平。
他们主观的认为湘西连年战祸。哪里有那样纯净的山水和人心，不过是一种臆想罢了。
但这些人并没有深入农村里去观察和生活，只是凭着主观经验进行抨击。
反正只要是写社会好的。都是粉饰太平，都是虚假。
林子轩不反对描写社会的黑暗面。揭露北洋政府的暴行，但不能由此武断的认为其他的文学作品都要被消灭。
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绝不可取。他一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也是他选择鲁讯和郁达浮的原因，因为他们代表着新文学的成果。
不能因为这类和他的创作主张不同就不给出版，那样的思想太过狭隘了。
这套新文学丛书在美国没有引起反响，但在国内却受到了热捧。
这毕竟代表着中国文学走出国门，在国外出版了，迈出了一大步，如此一来，这些作家都是世界级的文学家了。
国内的报纸大篇幅的报道此事，还采访了郁达浮和鲁讯，搞得非常隆重。
他们把美国评论家的话翻译过来，专门挑好听的刊登在报纸上，批评的直接删掉。
就这样，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神奇的接轨了。
看到这种情况，国内的不少作家心思活泛起来，纷纷向林子轩打听情况，他们也准备走出国门，迈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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