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围棋本来就是模拟战争的游戏，因此强调围棋和兵法的关系成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辩护方案。西汉末刘向曾作《围棋赋》，全文虽已经失传，但在《文选注》里还保留了一句：“略观围棋，法于用兵”，可说是现存可靠文献中最早将围棋和打仗联系起来的段落。
东汉大儒马融在其《围棋赋》里进一步说“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在围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间建立了具体联系。
然而这种以围棋作为兵法教材的说法很快就受到了挑战。三国时，吴帝孙权的太子孙和看到自己手下的大臣们不但不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反而一个个沉迷上了赌博和下棋，觉得非常担心，便组织了一个宴会，命令与会者分别撰写论文，矫正这种风气。
其中史学家韦昭的论文写得最好，在后世广为流传，还被收入了《文选》之中，这就是著名的《博弈论》。当今经济学上的“博弈论”是分析博弈中的各种策略选择，而韦昭的这篇《博弈论》则对博弈进行了严厉批评。
韦昭认为，围棋和六博等游戏会让人“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沉迷其中则可能导致“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等等问题。
此后，韦昭特地针对刘向、马融等人将围棋与兵法相比附的说法，驳斥道：“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能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夫一木一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在这里，韦昭认为围棋的格局完全没有办法和瞬息万变的战场相比，将兵法应用在围棋上，还不如将之应用到真正的战争中，既可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又可以建功立业，获得封赏，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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