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四年为公元223年，三十七年前应是公元186年，即汉灵帝中平三年，若以黄初五年计算，即为中平四年，正是黄巾起义席卷诸州的年代，这也与名士们“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相合。当时管宁是“闻公孙度令行於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可见这时公孙度已经任辽东太守，所以公孙度任辽东太守的时间为中平四年（公元187年）。
了解了公孙度任职的时间，可以澄清一个习惯的误解，即认为公孙度是董卓任命的。因为《三国志·公孙度传》里写道：“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董卓专权时任公孙度做辽东太守，《资治通鉴》便记为“卓以为辽东太守”。董卓进入洛阳并独裁朝政是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这时公孙度早就“威行海表”了。《三国志·董卓传》和《资治通鉴》举董卓所任用的刺史、太守，都只提及韩馥、刘岱、孔伷、张邈、张咨五人，没有提到公孙度，也是一证。
这样，到了初平元年（190年），公孙度至少已经做了近四年辽东太守，在辟举制度下，足以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官僚机构。当董卓迁汉献帝于长安，并与关东诸军对峙于洛阳时，他就看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于是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公孙度卒于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一共在辽东经营了近20年，开创了后来割据的基业。他被记录的事迹大部分在初平元年以前，以后的14年，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只能从许多侧面去了解他的功绩：首先，公孙度将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联成一体，使汉族在东北地区的力量为之振作。东汉末年，许多被称为“东夷”的少数民族轻则不修职贡，重则寇掠州县，这时又纷纷向公孙氏政权表示臣服。
公孙氏与“东夷”的关系，后面还将详细论述，此处从略。其次，公孙度的一大成就是使东北地区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公孙渊曾经指使辽东官署上书魏明帝，其中写道：“郡在籓表，密迩不羁，平昔三州，转输费调，以供赏赐，岁用累亿，虚耗中国。”这说明东汉的幽州因为与周围少数民族作战，长期靠邻近的三州提供给养，在财政上不能自给。东汉中央的崩溃，边疆州郡已经无法从周边获得财物，这时“度初来临郡，承受荒残，开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乌合之民，扫地为业，威震燿于殊俗，德泽被于群生”。无疑公孙度成功解决了财政问题，这是决定一个割据政权能否生存的关键，但在客观上却带来了东北地区的深度开发。其三，公孙度治理下的辽东社会显然是安定的，既不需要参与中原的争夺，也不用担心来自东夷的寇抄，因此随着中原日渐鼎沸，辽东成为了北方尤其是环渤海地区人民避难的乐土。能够在东汉末年人口不减反增，不可谓不是一大成就。人口的增长，也是公孙度能实现经济自给的重要原因。第四，公孙度是尚贤的。避居辽东的名士如邴原、管宁、王烈都得到了公孙度的礼待，虽然他们大多不愿就任官职，也没有久留辽东之心，除王烈外，中国少安，都想尽办法回到中原。但可以想见一定有不少名士贤人接受了公孙度的征辟，成为辽东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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